中国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Forest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Conversion Efficiency, FCE)分析：时空格局与演变特征

《Forests》：Analyzing the Value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Forest Ecological Products in China: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Evolution

　　

将森林生态系统多样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是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大挑战之一。随着中国在林业领域要素投入持续扩大，大规模森林生态系统投入是否产生了相称的经济回报成为本研究的核心关切。为此，研究人员提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Forest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Conversion Efficiency, FCE)概念，基于2011—202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FCE并考察其时空分布与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FCE呈波动上升趋势，但规模不经济持续存在，说明单纯扩大要素投入已无法可持续驱动FCE提升；(2)空间上经济发达而森林资源较少的东部地区FCE最高，森林资源富集而经济相对滞后的东北地区FCE最低，表明FCE主要受生产要素配置与转化能力而非森林资源丰度驱动；(3)低FCE地区存在显著追赶效应，但其潜力取决于先进经验的转移可行性——当领先地区FCE提升高度依赖区位特有资源或排他性政策支持时，经验难以扩散，制约技术转移与区域内FCE收敛。综上，本研究为面临森林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压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FCE评估框架，并为林业部门从投入依赖型增长向资源效率优先型模式转变提供了实证依据。

论文解读：《Forests》刊载研究——中国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FCE)的时空格局与演变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森林生态系统除提供木材等传统林产品外，还持续供给水源涵养、固碳释氧、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及森林游憩等服务，对生态安全与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然而森林资源富集区往往经济欠发达，在日趋严格的采伐管制下，森林更多扮演"生态守护者"而非"经济贡献者"，保护与发展间的张力普遍存在。中国虽通过长期保护利用实践实现了森林资源扩展与经济效益提升——2023年森林覆盖率超25%、森林蓄积量超200亿m3、林业总产值达9.2万亿元人民币——但成就背后是生产要素的持续大规模投入（2011—2023年林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约1.3万亿元人民币）。投入规模扩张背景下，"大规模要素投入是否产生相称经济回报"成为核心问题。既有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ES)框架侧重识别自然对人的贡献，对"生态贡献如何转为经济回报"的关注有限，且排除中间服务、分列存量流量账户，不适配效率测度所需的投入—产出一体化分析。中国提出的"生态产品(Ecological Products, EP)"概念——经市场交易的森林生态产品分物质供给产品、调节服务产品（政府购储/生态补偿实现）与文化服务产品（市场交换实现）——聚焦可经济转化的生态贡献，为效率研究提供概念前提。在此框架下，研究人员定义森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Forest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Conversion Efficiency, FCE)：以资本、土地、能源、劳动力、创新为投入，森林生态产品为转化对象，经济收益为合意产出，含非合意产出（碳排放、废物排放）的效率评价。

二、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以2011—2023年中国30个省份平衡面板（390观测值/变量）为样本，按国家统计局标准划东、中、西、东北四大区。构建FCE评价指标体系：投入含林业固定资产投资(I1)、林业用地面积(I2)、林业能耗(I3，按产值份额分配估算)、林业从业人员(I4)、林业专利申请量(I5)；合意产出含物质供给产品产值(D1)、调节服务产品产值(D2，政府购生态服务+生态工程服务)、文化服务产品产值(D3，森林旅游康养)；非合意产出含林业碳排放(U1，采伐运输及木竹加工化石能耗测算)和林业废物排放(U2，按加工业产值占比分配估算)。价值指标以2005年为基期平减。采用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Slacks-Based Measure(SBM)模型测度FCE_score，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PTE)与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 SE=FCE_score/PTE)；用超效率SBM-Malmquist指数分解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技术效率变化(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EC)×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Change, TC)，EC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PEC)×规模效率变化(Scale Efficiency Change, SEC)；用Dagum基尼(Gini)系数分解区域差异为区内差异、区间净差异与超变密度；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控制经济发展水平ECO、人力资本HUM、产业结构ISU、政策环境POE市场化指数）检验追赶效应。

三、研究结果

4.1 时序动态演变特征 of FCE

FCE_score均值从2011年0.823升至2023年1.026，呈波动上升，可分三阶段：波动增长期(2011—2015)受天然林保护二期、新一轮退耕还林等政策集中驱动，PTE与SE协同波动；平台调整期(2015—2019)PTE续升(至1.126)但SE降至0.797，规模不经济明显约束FCE提升；稳步改善期(2019—2023)PTE加速增长(年均+2.05%)成为FCE_score主驱力，SE持续偏低。全国SE始终<1，证实规模不经济普遍存在，中国已进入以纯技术效率内生改善为主但仍受规模瓶颈约束的发展阶段。

4.1.2 分析FCE驱动力

Malmquist指数平均1.033。2011—2016年TFP增长呈EC与TC交替主导（2012—2013年EC=TC=1.172共驱TFP峰值+37.4%；2015—2016年TC=1.229补偿SEC下降维持TFP>1）；2016—2020年TFP<1，主因TC持续低于1（最低0.664），仅靠规模调整不可持续；2020—2023年TC回升(TC_2022—2023=1.094)驱动TFP显著增长(+11.9%)，技术进歩是TFP主源，但反映管理与制度水平的PEC仍<1，提示先进技术与管理实践转化存在障碍。

4.2 空间分布特征 of FCE

省际FCE_score差异大(极差1.172)，四大区均未全面达前沿。东部最高(均值1.012，京沪苏>1，依托资本人才集聚探索生态价值核算与市场交易；冀津PTE与SE显著偏低，京津冀溢出与技术扩散未形成)；中部(0.932，鄂湘林产结构过度均衡致要素分散，难形成规模优势与技术积累，加剧规模不经济)；西部内部分化(0.903，青海依托三江源国家公园政策与科研投入催化监测/特许经营，FCE较高；内蒙古以生态恢复导向初级生产为主，林相关产业发育不足，FCE最低0.187)；东北最低(0.400，国有林区PTE≥1但平均SE仅0.349，行政惯性与路径依赖阻碍要素市场化重组与商业模式创新，属转化机制与制度环境缺陷而非资源本身无价值)。

4.3 差异驱动分解与FCE动态演变

总体Dagum Gini系数从2011年0.283降至2023年0.160，省际绝对差距收窄。区间差异中东—西(0.218)、东—中(0.182)、东—东北(0.189)较高；区内差异东部最大(Gini=0.233，核心—边缘结构明显，跨区生态补偿与利益共享缺位)，西部次之(政策可达性与产业基础异质)，中、东北区内较均质。差异来源贡献率：超变强度平均36.11%（末期44.38%）>区间差异(35.56%)>区内差异(28.33%)，超变强度贡献上升说明出现超越地理边界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如青海接近东部高水平省份），暗示基于生态比较优势的区域分工雏形。

4.3.2 FCE收敛分析

绝对β收敛全国及四区β₁均显著负(p<0.01)：东部收敛最快(β₁=-0.802，成熟制度市场助落后省份追赶)，中(-0.733)、东北(-0.714)次之，西部最慢(-0.498，高FCE省份如青黔滇依赖区位生态禀赋或国家级政策红利，模式难区内市场/技术扩散)。条件β收敛加入控制变量后收敛系数仍显著负。控制变量：ECO全国及西部显著正（经济基础提供市场需求与资本积累，西部尤甚）；HUM西部显著正（教育提升政策理解与林下经济/康养新模式采纳能力），东、中部显著负（高教育促劳动力向更高薪非农部门流动，对林业产生挤出）；ISU中、东北显著正（生态旅游等文化服务产业转向缓解规模不经济、激活森林资源价值）；POE东、东北显著正（市场化改革优化要素配置、促技术扩散与商业模式创新）。

4.4 敏感性分析

以森林蓄积量替换林业用地面积为投入重估FCE，区域均值排序（东>中>西>东北）及省际前三、后五排名稳定，核心发现具鲁棒性。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指出：FCE演变揭示技术进步与结构性约束交织，2016—2020年TC衰减印证林业新技术引入伴随适应成本与吸收能力门槛（呼应演化经济学"可占有性"），须配套制度安排与组织吸收能力；FCE重塑区域专业化——北京天津河北呈现核心—边缘特征，青海等传统边缘区凭生态禀赋与政策投资成"绿色价值高地"，暗示生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功能分工可能，但需健全跨区域生态补偿与利益共享；低FCE地区追赶前提是经验可转移性，西部收敛慢源于高FCE省份成功依赖难复制的特有资源/排他政策，推广时应提炼可转移管理模型、通用技术与可适配制度设计。

结论翻译：中国FCE呈波动上升但规模不经济持续存在，单纯扩投入不可持续驱动效率增益；Malmquist分解显示技术进步是FCE增长主驱但2016—2020年其衰减反映适应成本与过渡摩擦。FCE空间分异显著——经济发达森林资源少的东部最高，森林资源富经济滞后东北最低，FCE主要受生产要素配置转化能力而非资源丰度驱动；Dagum分解超变强度为差异主导源且贡献上升，提示出现超越传统地理边界的俱乐部收敛及基于生态比较优势的新区域分工可能。低FCE地区存追赶效应但西部收敛显著慢于其余地区，若高效省份发展经验缺乏可转移性将制约技术扩散与区域内FCE收敛。本研究为面临森林保护与发展双重压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集成效率测度、空间差异诊断与收敛趋势评估的FCE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