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havioral Sciences》：The Role of Informal Mentors in Promoting Resilience of Latino/a Late Adolescents and Emerging Adults
编辑推荐：
本研究考察了非正式导师在歧视与拉丁裔青少年和新兴成年人行为健康问题之间纵向关联中的补偿性和风险保护性作用。该研究弥补了关于拉丁裔青少年非正式导师指导研究的不足，尤其是针对行为健康方面，并同时考虑了导师的存在和关系质量以及性别差异（女孩与男孩）。研究人员采用潜变
本研究考察了非正式导师在歧视与拉丁裔青少年和新兴成年人行为健康问题之间纵向关联中的补偿性和风险保护性作用。该研究弥补了关于拉丁裔青少年非正式导师指导研究的不足，尤其是针对行为健康方面，并同时考虑了导师的存在和关系质量以及性别差异（女孩与男孩）。研究人员采用潜变量增长曲线分析（Latent Growth Curve Analysis, LGCA）考察了跨越7年的11次观测中内化和外化问题的轨迹。在第9波次（Wave 9, W9）评估的导师存在（当青少年N=544约15–18岁时）与女孩的内化问题存在关联，符合补偿模型，即韧性因素抵消了风险因素的有害影响。在有导师的女孩中，关系质量缓冲了歧视与内化问题之间的关联，符合风险保护模型。在报告有导师的男孩中，关系质量与内化问题的关联符合补偿模型。对于有导师的男孩和女孩，关系质量缓冲了歧视与外化问题之间的关联，符合风险保护模型。尽管歧视持续对拉丁裔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适应产生有害影响，但韧性视角强调，在足够支持下，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克服这些风险。本研究通过考察非正式导师如何促进对抗这些有害影响的韧性，填补了文献空白，并指出了未来研究和实践的方向，旨在提升这一庞大且快速增长人群的福祉。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非正式导师（informal mentors）是指在青少年社会网络中自然形成的、由年轻人主动寻求的成年支持者（如亲戚、教师、教练），已在青少年学业、社会和职业发展中显示出积极作用。然而，针对拉丁裔（Latino/a）青少年的非正式导师研究相对有限，尤其缺乏探讨其与行为健康（behavioral health）之间纵向关联的成果。同时，歧视（discrimination）被证实对拉丁裔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适应（如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具有持续的有害影响。尽管多数拉丁裔青少年具备内在的韧性（resilience），但关于非正式导师如何作为韧性因素（resilience factor）在歧视与行为健康之间发挥作用的研究仍然不足。为此，研究人员基于韧性理论（resilience theory），考察非正式导师在歧视与拉丁裔青少年内化问题（internalizing problems）和外化问题（externalizing problems）长期轨迹中的补偿性（compensatory）和风险保护性（risk-protective）角色，并关注性别差异。该研究发表在《Behavioral Sciences》上，填补了关于非正式导师促进拉丁裔青少年韧性的文献空白，为未来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方向。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使用来自美国亚特兰大都会区14所中学的544名拉丁裔青少年及其母亲组成的纵向样本数据。研究人员采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Analysis, LGCA）分析跨越7年（W1至W11）的11次观测数据。测量工具包括：青少年自评量表（Youth Self Report, YSR）和成人自评量表（Adult Self Report, ASR）评估内化和外化问题；在第9波（W9，青少年约15–18岁时）引入单题评估导师存在（mentor presence）和青少年导师关系量表（Youth Mentoring Survey）评估关系质量（relationship quality）；日常歧视采用《种族主义与生活经历量表》中的日常生活经历（Daily Life Experiences, DLE）分量表。协变量包括年龄、母亲教育水平、移民身份和性别。通过多组模型检验性别差异，将模型截距设定在W9，分析歧视和导师变量与内化/外化问题轨迹的关联及交互作用。
研究结果
* 研究样本和描述性统计：女孩在W9报告的平均歧视和内化问题水平显著高于男孩；内化和外化问题与歧视呈正相关；先前内化/外化问题与导师存在无显著相关，但先前外化问题与关系质量呈弱负相关。
* 内化和外化问题的纵向轨迹：内化问题轨迹存在性别差异，女孩呈二次曲线（先升后缓），男孩呈线性上升，且女孩初始内化问题高于男孩；外化问题无性别差异，均呈线性上升。
* 歧视与导师指导的解释模型：
* 内化问题：针对女孩，导师存在与W9内化问题呈负相关（符合补偿模型）；关系质量与歧视的交互作用显著（符合风险保护模型），简单斜率显示拥有高质量关系的女孩在歧视下的内化问题未显著增加，而低质量关系者显著增加。针对男孩，导师存在无显著关联，但关系质量与W9内化问题呈负相关（符合补偿模型）；歧视×关系质量的交互作用对斜率有显著影响，但简单斜率未达显著。
* 外化问题：基于合并样本分析，导师存在缓冲了歧视与外化问题斜率的正相关（风险保护模型）；在有导师的青少年中，关系质量缓冲了歧视对截距和斜率的作用，简单斜率显示，拥有高质量关系者歧视与外化问题无显著关联，而低质量关系者显著正相关。
总结讨论与研究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总体上支持非正式导师作为韧性因素的作用，但效应模式因性别和结果类型而异。女孩更受益于导师存在（补偿效应）和高质量关系（风险保护效应），而男孩仅在关系质量上观察到补偿效应。外化问题中，导师存在和关系质量均发挥风险保护作用，但高质量关系只在低歧视水平下有效。此发现与既往对黑人或多样化样本的研究一致，并强调非正式导师的韧性促进效应需置于更广阔的生态背景中理解，如社会歧视、社区资源和家庭支持等。局限性包括：仅单次测量导师变量、无法确定因果方向、自报告偏差、COVID-19疫情可能影响轨迹等。未来研究应更细致地考察导师类型（如核心导师与资本导师）、多导师关系、以及韧性挑战模型等。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歧视持续对拉丁裔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适应产生有害影响。在此背景下，韧性视角强调，在足够支持下，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克服这些风险。本研究通过考察非正式导师如何发挥促进对抗这些有害影响的韧性的作用，填补了当前文献的空白，并指出了未来研究和实践的方向，旨在提升这一庞大且快速增长人群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