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es》：The Impact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y Uncertainty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Does Financial Constraint Matter? 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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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考察气候(climate)与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y uncertainty)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避税(corporate tax avoidance)。研究人员采用2002–2024年中国
摘要：本研究考察气候(climate)与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y uncertainty)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避税(corporate tax avoidance)。研究人员采用2002–2024年中国4700家上市公司共计25,31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的综合面板数据，发现气候与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均与显著更低的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 ETR)相关联，反映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税收筹划行为发生改变。进一步研究表明，该效应通过企业融资状况在经济与统计意义上被传导。滞后变量设定、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及熵平衡(entropy balancing)等一系列识别策略证实了发现的稳健性。横截面分析进一步揭示，该效应在碳密集型、气候敏感型及受监管较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气候与环境治理领域的政策不稳定可能非预期地激励企业避税，从而削弱财政能力及环境政策框架的有效性。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现有文献表明企业避税行为受制度与政治因素、监管与治理机制、公司层面特征及经济环境压力共同影响，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PU)会通过提高现金流波动性与融资摩擦(financing frictions)促使企业为保全内部流动性(internal liquidity)而加强税收筹划。然而，既往研究多聚焦于总体经济不确定性或企业层面的气候物理风险暴露，尚未系统考察国家层面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climate policy uncertainty, CCPU)与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y uncertainty, CEGPU)如何影响企业层面避税行为。此外，融资约束(financial constraints, 以KZ指数衡量)作为不确定性向企业财务决策传导的关键渠道，其在气候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避税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仍缺乏实证证据。鉴于中国强政府介入、监管转型及环境规制区域异质性特征鲜明，该研究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场景，基于啄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探究CEGPU与CCPU对企业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 ETR)及调整后有效税率(adjusted ETR, AdjETR)的影响，并检验融资约束(KZ index)的中介传导作用。
二、关键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构建2002–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剔除ETR异常值（<0或>1）及缺失值后获25,31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缩尾(winsorize)。因变量为企业避税，以ETR（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和AdjETR（ETR与法定税率之差）度量，值越低代表避税程度越高。核心自变量为国家层面中国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GPU, Wu et al., 2025，基于中文报纸文本分析)与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CPU, Y. R. Ma et al., 2023，基于深度学习报章文本提取)。中介变量为融资约束，以Kaplan and Zingales (1997) KZ指数测度，值越大约束越强。基线模型以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 fixed effects)控制不随时间变的行业异质并聚类(cluster)于公司层面，不加入年度固定效应以避免吸收政策不确定性时序变异。中介效应采用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 Baron & Kenny框架)，分别估计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KZ)、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ETR/AdjETR。内生性检验采用一期与二期滞后自变量、倾向得分匹配(PSM)及熵平衡(entropy balancing)重加权。
三、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矩阵(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ETR均值为0.153，AdjETR均值为?0.097，显著低于法定税率，初步显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低有效税负。CEGPU与CCPU具明显跨期波动，KZ指数分布宽泛(mean=?0.451, SD=0.908)。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CEGPU、CCPU与ETR及AdjETR均呈负相关，KZ指数亦与ETR/AjdETR负相关，且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适中，方差膨胀因子(VIF)低于临界值，无严重多重共线性。
4.2. 气候与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避税(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基线回归中CEGPU与CCPU系数对ETR和AdjETR均为负且统计显著(p<0.01)，支持H1：气候与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有效税率越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经济意义上，CEGPU一个标准差上升约使ETR下降0.53个百分点，相当于样本均值ETR(0.153)的约3.5%，具实质经济显著性。结果符合啄序理论——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信息不对称与外部融资成本，企业更依赖内源资金并以避税保留现金。
4.3.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融资约束与企业避税(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路径分析显示：CEGPU与CCPU对KZ指数系数为正且显著(↑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KZ指数对ETR/AjdETR系数为负且显著(↑融资约束→↓ETR即↑避税)；间接效应(δ1×β2)在各模型中均显著，融资约束解释总效应的2.33%–23.24%。总效应仍为负且显著，证实融资约束是政策不确定性促增企业避税的重要中介传导渠道，支持H2。
5.1. 内生性检验(Endogeneity Tests)
采用一阶(L1)与二阶(L2)滞后CEGPU/CCPU、PSM匹配样本及熵平衡加权样本重复基线回归，CEGPU与CCPU系数依然负向显著，排除反向因果与选择性偏差，基准结论稳健。
5.2. 异质性效应(Heterogeneity Effects)
分组检验表明：(1)碳密集型(carbon-intensive)企业相较非碳密集型企业，政策不确定性→避税的负向关系更强；(2)气候敏感型(climate-sensitive)企业相较非气候敏感型企业响应更强；(3)弱监管(unregulated)企业相较受严格监管(regu-lated)企业效应更显著。说明暴露于更高环境合规成本、气候转型风险及较少外部监管约束的企业更易在政策不确定时强化避税。
5.3. 分位数回归分析(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CEGPU对ETR/AjdETR的负向影响在各分位数均显著，系数绝对值自低分位向高分位递减，表明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已低税率（高避税）企业影响更大。CCPU负向影响在中位及上分位(τ=0.50, 0.75, 0.90)逐步增强且显著，说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本较高税率企业调整税收策略的驱动更突出。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
研究人员指出，气候与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中国企业避税程度，且该效应部分经融资约束渠道传导：政策不确定性恶化外部融资条件与信息不对称性，企业依啄序理论转向内源融资并借税收筹划留存现金。此发现从融资视角阐明不确定性影响税收行为的机制，扩展了政策不确定性文献并具中国制度情境外部效度。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环境政策不稳定或非预期激励避税进而侵蚀税基、弱化环境政策执行力，强调政策连续性与监管透明度之重要。
结论译文：本研究考察气候与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塑造企业避税行为，重点关注融资约束的关键传导作用。基于2002–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25,31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气候与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与更低有效税率（更高避税）显著相关；路径分析证实融资约束为显著中介——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融资摩擦并进而放大企业避税。结果契合啄序理论：政策不确定性抬升现金流波动、合规成本与信息不对称致外部融资收紧，企业更倚重内源资金，避税成为保有流动性的灵活工具。理论上，本研究识别气候与环境治理政策不确定性为企业税收行为的独立驱动因素并提供融资渠道证据；实践上提示政策稳定性与监管清晰度的重要性——不可预测的环境政策可能无意中鼓励激进避税并损害财政目标，同时企业应重视不确定环境下的财务弹性与流动性管理。研究局限含单一国家背景、特定不确定性代理变量及ETR指标可能混同合法税收优惠，未来可拓展跨国比较与制度调节因素分析。
（《Economies》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