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Neurology》：Cardiometabolic Index: a novel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recurrent stroke risk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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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卒中仍然是全球主要的健康问题，而复发性卒中是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患者的严重并发症，严重损害了患者预后，并增加了全球医疗系统的社会经济负担。研究人员迫切需要有效的生物标志物来预测溶栓后的主要不良脑血管事件（
背景：卒中仍然是全球主要的健康问题，而复发性卒中是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患者的严重并发症，严重损害了患者预后，并增加了全球医疗系统的社会经济负担。研究人员迫切需要有效的生物标志物来预测溶栓后的主要不良脑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erebrovascular events， MACEs），以优化临床管理并改善AIS患者的长期结局。方法：本研究回顾性纳入588例接受溶栓治疗的AIS患者。研究人员比较了心脏代谢指数（Cardiometabolic Index， CMI）与传统生物标志物对长期不良脑血管事件的预测效率。采用多变量分析以确定CMI与MACE风险之间的独立相关性。此外，研究人员探究了系统性炎症对CMI与不良结局之间关联的中介效应。结果：在溶栓后AIS患者中，与传统生物标志物相比，CMI对长期不良脑血管事件表现出更优的预测性能。高CMI值（≥0.80）与MACE风险增加独立相关。此外，系统性炎症部分介导了CMI对不良临床结局的预测效应。结论：CMI是预测AIS患者溶栓后不良脑血管事件的可靠且有前景的预后生物标志物。通过全面反映代谢和炎症状态，CMI提供了更好的预测能力，并有助于细化风险分层和个体化治疗策略。需要进一步的大样本队列研究来验证CMI的临床适用性并改善AIS的治疗方案。
**论文解读：心脏代谢指数作为急性缺血性卒中溶栓后不良结局的预后标志物**
**1. 研究背景与目的**
卒中是全球致残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患者即使接受适当治疗，仍可能发生复发性脑血管事件，尤其是复发性卒中具有高致残率，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并增加全球医疗经济负担。溶栓治疗后患者出院后主要不良脑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erebrovascular events， MACEs）的发生率较高，包括卒中复发等终点事件。因此，优化静脉溶栓后管理，准确识别MACEs的临床预测因子，并开发有效的生物标志物用于风险分层和个体化治疗策略，仍是关键挑战。AIS的发病机制主要涉及易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后血栓形成，导致脑动脉完全闭塞和广泛脑梗死。脂质代谢紊乱和免疫-炎症反应是脑动脉粥样硬化起始和进展的关键因素。先前研究表明，脂质代谢相关生物标志物（如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riglyceride-glucose index， TyG]、血浆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therogenic index of plasma， AIP]）和系统性免疫炎症标志物（如淋巴细胞与C反应蛋白比值[lymphocyte-to-C-reactive protein ratio， LCR]）与AIS患者长期结局相关。然而，能够同时反映脂质代谢紊乱和系统性免疫炎症状态的单一生物标志物是否比传统标志物提供更高的预后价值，尚待探究。心脏代谢指数（Cardiometabolic Index， CMI）由腰围与身高比值和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乘积定义，是一种新兴的代谢健康指标，最初被验证为2型糖尿病的预测因子，后续研究将其与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相关联。鉴于CMI可能通过免疫炎症途径介导不良结局，研究人员评估了CMI作为AIS患者长期结局预测因子的可行性。该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Neurology》。
**2.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回顾性队列设计，纳入自2016年10月至2019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接受急诊溶栓治疗的588例AIS患者，排除标准包括发病后4.5小时以上给药、关键数据缺失、2年内失访、颅内出血或占位、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感染或恶性肿瘤等合并症、既往卒中史及住院期间死亡等。研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确定CMI预测MACEs的最佳截断值，并与TyG、AIP和LCR进行De-Long检验比较；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 RCS）分析CMI与MACEs的非线性关系；使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CMI的独立预测价值；通过中介分析探究LCR在CMI与MACEs关联中的中介效应。统计分析使用SPSS 26.0、MedCalc 20.022、R 4.2.2和GraphPad Prism 9.5.1。
**3. 研究结果**
**3.1 患者入组与长期随访**
研究最终纳入588例AIS患者（男性485例，女性103例），中位随访11个月（四分位距：3-17个月）。期间218例（37.1%）发生MACEs，其中复发性缺血性卒中115例（19.56%），出血性卒中36例（6.12%），因神经功能恶化住院67例（11.39%）。
**3.2 CMI对长期MACEs的预测效能**
ROC曲线分析显示，CMI最佳截断值为0.80，灵敏度84.4%，特异度56.5%，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736；TyG的AUC为0.669，AIP为0.679，LCR为0.555。De-Long检验表明CMI的AUC显著高于TyG、AIP和LCR（均p<0.001）。因此，CMI在预测AIS患者长期不良脑血管结局方面优于传统标志物。
**3.3 CMI与MACEs的非线性关系**
多变量调整后的RCS模型显示，CMI与MACEs呈显著非线性关系（总效P<0.001，非线性P<0.001），当CMI值大于0.8时，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大于1，表明随CMI升高，MACEs风险增加。
**3.4 患者基线特征比较**
根据CMI截断值0.80将患者分为低CMI组（<0.80，n=241）和高CMI组（≥0.80，n=347）。高CMI组糖尿病史、体重指数、腰围、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C反应蛋白、肌酐、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尿酸、空腹血糖、TyG、AIP及入院NIHSS评分均显著高于低CMI组，而年龄和HDL-C水平较低。MACEs组（n=218）与非MACEs组（n=370）相比，年龄、高血压患病率、甘油三酯、肌酐、TyG、AIP及NIHSS评分较高，而血红蛋白、白蛋白和LCR较低。
**3.5 CMI与MACEs的关系**
多变量Cox回归分析确定以下独立危险因素：低LCR（≤101）、高NIHSS评分、吸烟、高中性粒细胞计数、高CMI（≥0.80）、高肌酐水平及高龄。其中高CMI的HR为4.584（95% CI：3.134–6.704，p<0.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高CMI组（≥0.80）的长期无事件生存率显著低于低CMI组（Log-rank p<0.001）。
**3.6 LCR的中介效应**
中介分析表明，LCR介导了CMI与MACEs之间关联的1.49%，提示CMI不仅直接影响结局，还部分通过影响LCR发挥间接作用。
**4. 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了CMI作为AIS溶栓后长期不良事件预后生物标志物的可行性。CMI整合了脂质代谢（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中心性肥胖（腰围、身高）指标，同时与系统性炎症状态相关，因此相比传统标志物（TyG、AIP、LCR）具有更优的预测能力。多变量分析确认CMI≥0.80为独立危险因素，而LCR部分中介CMI的作用，支持CMI通过代谢和炎症双重途径影响预后的假设。研究局限性包括单中心回顾性设计、样本量有限、未系统追踪随访期NIHSS变化及缺乏前瞻性干预验证。未来需多中心大样本研究并探索抗炎治疗或饮食干预的临床价值。
**结论**：总结而言，CMI可作为AIS患者静脉溶栓后MACEs的独立预测因子。CMI代表了一种可行且有前景的生物标志物，用于预测AIS患者静脉溶栓后的不良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