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可持续相关人权风险:多层治理与制度问责的作用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Managing Sustainability-Related Human Rights Risks: The Role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字体: 时间:2026年06月11日 来源: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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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研究旨在考察非正式制度(即企业伦理行为(CEB)和董事会治理效能(BOE))与正式制度(即国家治理质量(NGQ))是否与可持续相关人权剥削风险存在关联。研究人员利用涵盖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波次、覆盖167个国家的纵向跨国数据集,分析了人权风险

  
该研究旨在考察非正式制度(即企业伦理行为(CEB)和董事会治理效能(BOE))与正式制度(即国家治理质量(NGQ))是否与可持续相关人权剥削风险存在关联。研究人员利用涵盖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波次、覆盖167个国家的纵向跨国数据集,分析了人权风险的两个维度:剥削发生率与结构性脆弱性。固定效应回归及两阶段最小二乘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CEB、BOE和NGQ均与可持续相关人权风险呈显著负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CEB、BOE与较低人权风险之间的关联在国家治理质量较高的国家更为显著。在国家治理薄弱的情境下,自愿性企业行动可能不足以支撑实质性的人权相关成果。研究发现拓展了制度理论的边界,揭示了可持续相关人权风险并非仅由孤立的治理机制所塑造,而是由国家层面企业治理环境与国家制度系统之间的更广泛协调所决定。该研究为可持续治理、人权问责及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监管领域的学术争鸣做出了贡献,并为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及寻求强化制度问责、应对人权剥削风险、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8、12和16的组织提供了实践启示。
研究背景方面,全球供应链中的可持续风险,包括劳工剥削、人权侵害及非道德采购行为,持续对跨国企业构成复杂挑战。尽管各国已采纳法律框架与全球报告倡议,剥削性条件依然普遍存在,尤其集中于制度执行薄弱、腐败严重及贫困突出的国家。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显示,全球超过5000万人受强迫劳动及相关实践影响,且该数字因新冠疫情、政治不稳定及气候诱发迁移等全球危机而持续增长。现有文献日益强调应将人权侵害不仅视为伦理失败,更需将其重新界定为与环境、社会与治理(ESG)表现挂钩的物质性商业风险。然而,尽管英国《现代奴隶制法案》、澳大利亚《现代奴隶制法案》等立法响应推动了披露机制,学者指出这些工具往往导致象征性合规,实际影响有限。制度理论为理解各国可持续相关人权风险(HRRs)的差异提供了有益视角,但现有实证证据多集中于单一国家或特定行业情境,限制了研究者们对治理环境与跨国可持续相关HRRs关联机制的理解。

研究人员基于制度理论,采用多层治理分析框架,开展了对167个国家2014、2016、2018三波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旨在系统考察CEB、BOE与NGQ对可持续相关人权剥削风险的关联效应,并检验国家治理质量对上述关联的调节作用。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CEB、BOE与NGQ均与较低的人权剥削发生率及结构性脆弱性显著负相关;上述企业层面治理机制与较低人权风险的关联在高国家治理质量情境下更为显著;在治理薄弱国家,自愿性企业行动不足以支撑实质性人权成果;可持续相关人权风险由企业层面治理环境与国家制度系统的更广泛协调所塑造,而非孤立治理机制单独作用。该研究发表在《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期刊,对推动可持续治理、人权问责及ESG监管领域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人员为开展该研究所运用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如下:样本队列来源于全球奴隶制指数(GSI)发布的跨国面板数据,覆盖167个国家三个波次观测值,最终有效样本为421个国家-年份观测值;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含国家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进行主效应估计,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国家异质性与全球时序冲击;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解释变量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处理潜在内生性;通过国家治理质量的分组回归分析检验调节效应,并以主成分分析(PCA)构建国家治理质量的综合测度指标。

研究结果显示: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人员发现人权剥削发生率(PREV)均值为4.717%,结构性脆弱性(VULN)均值为44.275分(满分100),表明各国人权风险水平差异显著。CEB、BOE与NGQ均与PREV和VULN呈显著负相关,为后续多元回归分析提供了初步证据。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显示多重共线性问题可控,故采用序纳入策略分别估计各治理变量的独立效应。

多元回归结果——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1)CEB与PREV(系数?1.275,p<0.01)及VULN(系数?8.656,p<0.01)均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H1;(2)BOE与PREV(系数?1.714,p<0.01)及VULN(系数?9.207,p<0.01)均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H2;(3)NGQ与PREV(系数?0.830,p<0.01)及VULN(系数?6.048,p<0.01)均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H3。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与两项人权风险指标正相关,女性人口比例与两项指标负相关。

按国家治理质量分组的额外分析——将样本按NGQ高低分组后重新估计模型,结果显示:在高治理质量国家,CEB与BOE均与PREV和VULN显著负相关;在低治理质量国家,CEB与两项风险指标均无显著关联,BOE仅与PREV显著负相关(系数?1.092,p<0.01)而与VULN无显著关联。这表明企业层面治理机制与人权风险的关联依赖于国家制度环境的支持,验证了多层治理理论的预期。

两阶段最小二乘稳健性检验——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的2SLS估计结果与基准固定效应模型基本一致,CEB、BOE、NGQ与两项人权风险指标的负向关联保持稳健,进一步确认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发现拓展了制度理论的跨国纵向证据,揭示了制度质量对企业层面治理机制与人权成果关联的条件作用。研究者们强调,人权剥削风险并非由孤立治理机制单独塑造,而是由企业行为与更广泛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这一制度不对称性强化了跨国家与跨企业主体协同治理以加强问责、支持国际人权标准合规的必要性。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该研究考察了国家层面企业治理环境与国家制度质量是否与各国可持续相关人权剥削风险存在关联。通过分析167个国家的数据并运用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CEB、BOE和NGQ均与显著较低的剥削发生率和结构性脆弱性相关联。CEB、BOE与较低人权剥削风险之间的关联在国家治理质量较高的国家更为显著,而在制度环境较弱的国家则不明显。这些发现与制度理论相一致,该理论强调组织实践由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压力所塑造。总体而言,证据表明人权剥削风险并非仅由孤立的治理机制所塑造,而是由企业行为和问责规范所嵌入的更广泛制度环境所决定。

理论上,研究结果拓展了制度理论,提供了关于制度质量如何调节国家层面企业治理环境与人权成果之间关联的跨国纵向证据。尽管先前研究已强调企业治理在应对可持续风险中的作用,但研究表明,国家层面治理环境在嵌入强国家制度系统时最为重要。在法律执行薄弱、监管不透明为特征的环境中,CEB、BOE与剥削风险之间的关联明显较弱。这种制度不对称性强化了跨国家和企业行为体协同治理以加强问责和支持国际人权标准合规的必要性。

当前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和企业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而言,结果凸显了加强国家制度框架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人权风险较高的国家。强制性人权尽职调查、ESG披露要求及跨境执法机制等政策工具可能有助于强化国家层面治理环境。政府还应投资于制度能力建设以增强法治、透明度和司法可及性,因为这些条件是应对剥削风险的核心。国际机构和发展机构可通过提供技术援助、监测机制和改善治理绩效的激励来支持此类改革。

这些发现在欧盟《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SDDD)等新兴监管倡议背景下尤为相关,该指令旨在加强企业对其商业活动相关人权侵害的问责。研究表明此类监管框架可在强化企业治理规范和加强国家层面问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实证分析在国家层面展开,研究结果也指向企业治理改革的相关性,包括设立ESG委员会、增强董事会独立性及提高性别多元化,作为企业加强可持续风险监督和强化企业问责的机制。

从企业角度,研究结果揭示了将伦理考量嵌入战略决策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国家制度问责可能较弱的高风险司法管辖区。董事会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塑造企业价值观、监督可持续举措和支持全球规范合规。然而,研究也表明,在国家制度薄弱之处,CEB和BOE可能不足以有效应对风险。这强化了内部治理实践与外部制度问责之间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加强治理框架、促进董事会多元化和独立性、采纳透明ESG政策可能与较低的人权风险和更强的利益相关者信任相关联。这些启示与SDGs所阐述的全球议程相一致并予以支持,特别是SDG 8、12和16,它们共同呼吁消除剥削性做法、促进道德商业行为和加强制度框架。

然而,该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结果应考虑所涵盖的时间段和国家样本。由于全球奴隶制指数提供的跨国协调数据的可获得性,分析局限于2014、2016和2018年。尽管该数据集提供了有价值的跨国比较证据,但有限的时间周期可能限制捕捉长期制度动态的能力。此外,可持续相关人权风险通过比例测度和有界综合指数进行测量。虽然本研究采用的线性固定效应规范在跨国面板研究中较为常见,未来研究可考察替代函数形式,如分数logit模型和对数转换规范。进一步研究还可考虑其他可能为各国人权剥削风险提供额外洞见的制度、经济、文化和监管因素。采用访谈或案例研究的定性研究也可探索治理环境和组织文化与实践中伦理成果的关联机制。

总体而言,研究结果强调,应对现代奴隶制和人权剥削需要的不只是孤立的企业倡议。它需要协调一致的多层治理响应,将道德商业实践与持续的制度问责相结合。弥合企业责任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差距,仍是建设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经济体系的根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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