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地缘政治风险在石油租金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中的非对称调节作用：一种NARDL方法

《Economies》：Asymmetric Moderating Role of Geopolitical Risk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il Rents and CO2 Emissions in Saudi Arabia: An NARDL Approach

　　

研究人员采用1970年至2024年的数据，研究了石油租金（ORs）对二氧化碳排放（CO₂）的对称与非对称影响。为此，研究人员应用了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并以传统ARDL模型作为基线模型。此外，研究人员还检验了地缘政治风险（GPR）在OR与排放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长期和短期内的有效性。此外，研究人员发现OR是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正向冲击比负向冲击更能加剧排放。GPR与排放呈负相关，且GPR的正向冲击效应大于负向冲击效应。然而，OR与GPR的交互作用表明，两者同时上升会加剧排放，而该交互作用的负向冲击效应不显著。因此，所有被检验的关系均证实了非对称性。此外，Wald检验也确认了显著的非对称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减少石油依赖并采取对GPR敏感的规划，有助于减轻石油部门的环境影响，这与“2030愿景”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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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与问题
石油部门是沙特阿拉伯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但石油开采、生产和消费阶段的大量温室气体（GHG）排放也带来严重的环境威胁。沙特阿拉伯地处中东，该地区因冲突、战争、政治紧张和政策不确定性而具有高地缘政治风险（GPR）。理论上，GPR可能通过抑制经济活动和投资减少污染，但也可能阻碍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绿色转型项目的投资，这些项目是沙特“2030愿景”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关键内容。现有文献分别探讨了石油租金（OR）与污染、GPR与污染之间的关系，但关于GPR如何调节OR对排放影响的研究较少。此外，OR和GPR对排放的影响可能并非对称——例如，石油价格和租金上升会提高产量从而增加排放，但也可能被投资于可再生能源以减少排放；同样，GPR上升在短期可能减少经济活动，但长期可能因政府优先考虑能源安全而增加排放。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沙特阿拉伯OR和GPR对二氧化碳排放（CO₂）的对称与非对称直接影响，并检验GPR对OR-排放关系的调节作用，同时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否成立。论文发表在《Economies》。

###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1970年至2024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来源包括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库（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Database）。主要方法为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以传统ARDL模型作为基线。研究将石油租金（占GDP百分比的对数）、地缘政治风险（沙特GPR指数的年度化对数）、人均GDP（对数及其平方项用于检验EKC）以及GPR与OR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通过Ng-Perron单位根检验确保变量平稳性，利用AIC选择最优滞后阶数（最大滞后2期），并进行边界协整检验。为检验非对称性，将OR、GPR及其交互项分别分解为正、负累积冲击序列（遵循Shin et al. 2014），纳入NARDL框架，并通过Wald检验验证非对称效应。

### 研究结果
#### 数据趋势与诊断
CO₂排放、人均GDP、GPR和OR的时间序列图显示，1980年后CO₂排放与GDP增长出现脱钩，初步支持EKC假说。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单位根检验确认所有变量在一阶差分后平稳。边界协整检验表明，ARDL和NARDL模型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诊断检验（异方差、序列相关、正态性、函数形式）均不显著，表明模型设定良好。CUSUM和CUSUMsq稳定性检验证实参数在样本期内稳定。

#### 长期结果
ARDL和NARDL均证实EKC成立：人均GDP的一次项为正、二次项为负，表明排放随收入先升后降。在ARDL中，OR上升1%使排放增加0.1972%。在NARDL中，OR正向冲击上升1%使排放增加0.2175%，而负向冲击下降1%仅使排放减少0.0574%，表明正冲击效应约为负冲击的4倍，Wald检验确认非对称。GPR在ARDL中上升1%使排放减少0.1676%；NARDL中正冲击上升1%减少0.2542%，负冲击下降1%使排放增加0.1004%，正冲击效应是负冲击的2.5倍以上，Wald检验确认非对称。交互项（GPR×OR）在ARDL中上升1%使排放增加0.1397%；NARDL中正冲击上升1%增加0.1921%，而负冲击效应不显著，Wald检验确认非对称。

#### 短期结果
短期误差修正项（ECT_t-1）系数为负且显著，NARDL调整速度（-0.7831）快于ARDL（-0.6974），表明短期偏离以每年70%-78%的速度向长期均衡调整。滞后一期CO₂排放系数为正，说明过去排放部分影响当前排放。短期EKC同样成立。ARDL中ΔOR上升1%使排放增加0.4719%，大于长期效应。NARDL中ΔOR正冲击上升1%增加0.4491%，负冲击下降1%减少0.1704%，Wald检验确认非对称。ARDL中ΔGPR上升1%减少排放0.4021%；NARDL中ΔGPR正冲击上升1%减少0.5123%，负冲击效应不显著，Wald检验确认非对称。交互项Δ(GPR×OR)在ARDL中上升1%增加排放0.1295%，NARDL中正冲击上升1%增加0.1504%，负冲击不显著，Wald检验确认非对称。

### 讨论与结论
讨论指出，EKC验证支持沙特“2030愿景”的转型努力。OR正向冲击对排放的更强效应符合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即决策者对收益（OR上升）反应更强于损失（OR下降），但排放增长幅度小于OR增长，部分收入被用于可再生能源和旅游业。GPR与排放的负相关表明，GPR上升通过扰乱经济活动减少排放，但效果小于经济损失，且下降期排放反弹（棘轮效应）。交互项的正效应说明，在GPR和OR同时上升时，政府优先考虑石油收入和短期经济稳定，忽视环境问题，从而加剧排放；而两者同时下降时（负向冲击不显著）无法逆转环境恶化，体现了棘轮效应。研究结论翻译如下：在沙特依赖石油的经济中，经济增长、OR和GPR的相互作用塑造了环境结果。本研究基于1970-2024年数据，利用NARDL在EKC框架下考察GPR和OR的影响。结果证实了长期和短期EKC，表明超过人均GDP阈值后可实现环境效益。OR是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其正冲击比负冲击更强地增加CO₂排放，符合前景理论。GPR上升减少排放，下降在长期增加排放，但短期下降效应不显著。OR和GPR同时正冲击（交互效应）加剧排放，同时负冲击不影响排放。因此，GPR显著且不利地调节了OR上升时的环境退化，但未能在OR下降时产生正面环境调节。所有关系均存在非对称性。沙特经济的石油依赖导致环境问题，OR与GPR同时上升也显示环境隐患。然而，GPR通过直接减缓经济活动改善环境质量，但以经济增长为代价。研究建议通过严格排放标准、投资绿色项目、在高GPR期利用财政空间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实施逆周期绿色转型政策来减轻环境影响。研究局限性在于数据仅适用于沙特，未来可扩展至其他石油经济体并进行部门层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