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空间感知、对科学家的信任以及气候焦虑对预测空气污染健康效应感知的影响

《PLOS Climate》：The impact of green space perception, trust in scientists and climate anxiety in predicting the perception of air pollution health effects

　　

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是影响人类身心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本研究旨在探究绿色空间感知、对科学家的信任（Trust in Scientists）以及气候焦虑（Climate Anxiety）是否能预测空气污染健康效应感知（Perception of the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on Health, PAPH）。研究样本来自秘鲁人口稠密山丘社区的1088名居民（N?=?1088），采用问卷调查法、配额非概率抽样设计及面对面访谈方式收集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所分析的变量对PAPH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解释26%的PAPH方差。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绿色空间感知、对科学家的信任以及气候焦虑均被识别为显著预测因子。其中，气候焦虑解释的方差高于社会人口学因素、绿色空间感知和对科学家的信任。主要研究发现强调，情感因素在空气污染风险感知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为制定应对空气污染及其健康效应等政策与传播策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研究聚焦于空气污染健康效应感知的影响机制，发表于《PLOS Climate》。研究背景源于拉丁美洲严峻的空气污染形势：秘鲁首都利马是拉丁美洲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之一，PM_2.5年均浓度达世界卫生组织（WHO）参考值的9.1倍；库斯科市PM_2.5水平亦达WHO参考值的2.9倍。尽管空气污染对躯体健康的危害已获充分证实，但其与心理维度的关联，尤其是公众如何认知和感知这种环境风险，仍缺乏系统研究。现有文献多将绿色空间感知、科学家信任及气候焦虑等变量孤立考察，尚未有研究整合探讨这些因素对空气污染健康效应感知的联合预测作用，特别是在秘鲁等发展中国家的脆弱人群中存在明显知识空白。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横断面调查研究，旨在构建并验证一个整合社会人口学因素、绿色空间感知、科学家信任及气候焦虑的预测模型，以揭示情感因素在环境风险认知中的独特作用，为风险沟通政策制定提供循证依据。

研究样本来源于秘鲁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空气污染挑战城市——利马（沿海首都，高人口密度与机动车排放）和库斯科（高海拔城市，狭窄街道与复杂地形），具体涵盖利马市Rimac区与San Juan de Lurigancho区，以及库斯科市Santiago区和Cusco区的山丘社区居民。数据于2024年9月至11月间通过CAPI（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方式收集，使用数字调查平台"Zohosurvey"进行面对面访谈，前期开展n=62人的预试验以验证工具内容效度，正式访谈平均时长25分钟。最终纳入符合标准的1088人分析，其中女性占54.87%，18-35岁青年占54.41%，41.64%具有大学学历，49.08%来自库斯科地区，50.92%来自利马。

测量工具包括四个标准化问卷：空气污染健康效应感知问卷（22条目，含不适与感知症状、健康与生活质量风险感知两个维度，Likert 7点计分，内部一致性α=0.91）、绿色空间感知问卷（7条目单维度，1-5点计分，α=0.89）、科学家信任问卷（12条目单维度，1-5点Likert量表，α=0.90）以及CASS-S气候焦虑问卷（4条目，1-5点计分，α=0.73）。数据分析采用RStudio 4.3.1软件，运用Spearman秩相关进行相关分析，并通过四层层级多元回归分析验证预测效应，考察Beta系数、R²、调整R²及F变化值等指标。

描述性结果表明，参与者对空气污染健康风险普遍呈现高度担忧：96.8%报告对健康存在不同程度的关切，95.6%感到需要清洗手脸，92.3%注意到天空近期变得更阴沉，89.1%感知生活质量下降，88.8%宁愿居家而非外出；健康症状方面，83.4%报告打喷嚏，69.7%干咳，66.1%鼻部刺激，62.5%眼红。绿色空间感知方面，81%认为绿色空间改善区域视觉外观，75%认可其休闲游憩价值，74%认同其减少空气污染的作用。科学家信任呈现分化态势：67.9%认可科学家智力水平，55.7%肯定其研究能力，但仅35%认为科学家诚实，29.3%明确不信任其诚实性，28%认为科学家不够透明。气候焦虑方面，57.2%报告因思考气候变化而难以集中注意力和入睡，48.9%表示担忧影响与亲友的娱乐，46.3%称干扰工作/学业活动，30.3%会因想到气候变化而哭泣。

相关分析显示，PAPH与绿色空间感知呈弱正相关（r_s=0.19，p<0.01），与气候焦虑呈中度正相关（r_s=0.48，p<0.01）；绿色空间感知与科学家信任（r_s=0.24，p<0.01）及气候焦虑（r_s=0.18，p<0.01）均呈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PAPH与科学家信任之间未呈现显著相关（r_s=-0.04，ns），科学家信任与气候焦虑亦无显著关联（r_s=0.04，ns）。

层级回归分析结果揭示了以下递进关系：模型1纳入社会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显著预测PAPH，解释5%方差（调整R²=0.05，p<0.001），女性、年长者和高学历者具有更高的空气污染健康风险感知。模型2加入绿色空间感知后，该变量成为显著预测因子，额外解释8%方差（F变化=33.2，p<0.001，调整R²=0.078），表明绿色空间积极感知与更高水平的空气污染健康风险感知相关联。模型3纳入科学家信任，该变量显著预测PAPH，额外解释8%方差（F变化=9.8，p<0.01，调整R²=0.085），即对科学家信任度越高者，其空气污染健康效应感知越强。模型4加入气候焦虑后，模型整体解释力跃升至26%方差（F变化=254.9，p<0.001，调整R²=0.259），气候焦虑独立解释43%的PAPH方差，成为最强预测因子，远超其他所有变量。

讨论部分深入阐释了研究发现的理论与实践意涵。在社会人口学因素方面，女性、年长者和高学历者的风险感知更高，这与既往国际文献一致，但与部分研究认为青年群体更为敏感的结论形成对照。教育程度的影响机制在于，更高学历者更能识别空气污染物与眼红、喷嚏、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关联，从而预期其更支持健康政策并信任科学家。政治取向在本研究中未显示预测作用，这与部分环境研究将政治立场视为强预测因子的发现不同。

绿色空间感知作为显著预测因子的发现，填补了拉丁美洲相关研究的不足。参与者普遍将绿色空间视为缓解高温、减少污染、提供游憩、改善景观、降低噪声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这种积极认知与更高水平的空气污染健康风险感知并存，反映了环境关注的多维特征。然而，秘鲁城市规划中绿色空间常被挤占或改作他用，其实际生态效益与公众感知之间存在差距。

科学家信任的预测作用凸显了科学传播在环境风险沟通中的关键地位。尽管参与者对科学家智力水平和专业能力评价较高，但对诚实性、透明度及公众利益关注度的负面评价比例不容忽视。不信任科学的数据与沟通将导致公众抵制公共卫生建议和环境规制项目，而阴谋论的风行进一步侵蚀科学信任基础。建立公众与科学之间的信任桥梁，有助于弥合污染健康风险认知与有效政策方案之间的鸿沟。

气候焦虑作为最强预测因子的发现是本研究的核心贡献。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研究过度强调认知因素、忽视情感作用的倾向，证实了气候焦虑这一情绪因素在环境风险感知中的主导地位。参与者报告的气候焦虑症状包括认知功能受损、社交娱乐受阻及情绪失控等，女性更为 prevalent。值得注意的是，气候焦虑可能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可能促进适应性环境保护行为，另一方面若缺乏有效应对途径则可能导致心理困扰。本研究还发现绿色空间感知和科学家信任对气候焦虑与PAPH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这为干预策略设计提供了切入点。

研究结论指出，本研究整合绿色空间感知、科学家信任、气候焦虑及社会人口学因素，构建了预测空气污染健康效应感知的综合模型，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脆弱人群的环境风险沟通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输入。基于研究结果，地方和国家决策者应制定考虑公众感知和情感因素的风险沟通计划与适应减缓策略，促进公众支持减缓行动和可持续生活方式；加强科学传播以建立和维护公众信任，抵御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侵蚀；同时重视绿色空间的建设与管理，因其可缓冲城市应激源的心理影响。政策制定者的不作为可能加剧信任赤字和适应不良后果。总体而言，有效的沟通政策必须建立在循证基础之上，同时辅以定性研究以深入理解公众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模式，从而促进社区参与韧性政策建设，有效应对空气污染及其健康效应这一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