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Racial and Ethnic Health Disparities》：Illnesses, Violence, Forced Displacement and 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 Among the Hitnü People from Arauca, Colo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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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项关于Hitnü的民族志研究。Hitnü是一个游牧型原住民族群，由于遭遇杀戮与威胁，被迫迁移至位于委内瑞拉边境、哥伦比亚东北部的阿劳卡市寻求庇护。研究考察了在原住民权利以及面向流离失所者和原住民族群的差异化政策背景下，该群体在城市中经历的贫困与排斥，并
本文是一项关于Hitnü的民族志研究。Hitnü是一个游牧型原住民族群，由于遭遇杀戮与威胁，被迫迁移至位于委内瑞拉边境、哥伦比亚东北部的阿劳卡市寻求庇护。研究考察了在原住民权利以及面向流离失所者和原住民族群的差异化政策背景下，该群体在城市中经历的贫困与排斥，并揭示了不同形式的暴力如何影响其健康，并限制对疾病作出有效回应的能力。
研究采用了为期4个月的民族志调查（2023–2024）。在此期间，作者之一与哥伦比亚阿劳卡El Alcaraván聚居点的68名成员（12个家庭）共同生活。所得资料揭示了该聚居点的居住条件、城市情境中的患病体验、医疗寻求过程以及暴力的具体表现。
研究结果显示，Hitnü人群中呼吸道感染和腹泻较为常见，同时还识别出结核病和恰加斯病病例。所谓“轻度疾病”通常通过家庭基础上的自我照护以及由酋长（cacique）提供的治疗加以处理，而“疑难疾病”则需要生物医学（biomedicine）干预。结构性暴力不仅塑造了疾病负担，也塑造了Hitnü处理病痛的方式，尤其表现为食物不安全、缺乏饮用水以及卫生设施不足。尽管委内瑞拉移民属于外国人，却获得了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这引发了其与Hitnü之间的紧张关系。医师的医疗实践则倾向于霸权化、高度医疗化，并带有再次受害化特征。
卫生服务必须立足于Hitnü群体的真实需求，并依据本研究发现，以跨文化路径（intercultural approach）加以指导。保障安全的领土环境将有助于防止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的再生产，并减少健康不平等。
该文发表于《Journal of Racial and Ethnic Health Disparities》，是一项围绕哥伦比亚阿劳卡地区Hitnü原住民族群展开的医学人类学与健康民族志研究，核心关注强迫流离失所、暴力、公民身份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交织关系。研究背景在于，拉丁美洲许多原住民族群长期处于暴力、贫困、排斥与公民权缺失的历史脉络之中。Hitnü原本是活动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边境丛林地带的游牧族群，长期与外部社会接触有限，但自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殖民者进入、石油勘探、毒品生产扩张以及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活动加剧，其祖传领地持续遭受入侵、污染和武装冲突冲击。土地缩减、生态破坏、族群领袖遭杀害、儿童被强征以及地雷威胁等因素共同推动了Hitnü的多次强迫迁移。尽管哥伦比亚宪法承认其公民身份，并赋予原住民差异化权利与国家保护框架，但这类正式承认并未转化为可实际行使的平等权利，反而在城市边缘空间中表现为贫困、歧视、制度忽视和多重暴力并存的现实。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旨在揭示Hitnü在城市流离处境中的患病经验、求医路径与照护实践，并分析健康不平等背后的结构性成因。
研究人员指出，Hitnü的城市经验体现了差异化公民身份（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的深刻矛盾：国家一方面在法律上将其界定为应受特殊保护的原住民族群和流离失所受害者，另一方面在政策执行、资源分配、医疗服务和政治代表层面却未真正实现其权利。研究显示，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事件，更嵌入了武装冲突、领土剥夺、制度排斥与象征污名化构成的暴力链条之中。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健康问题从单纯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层面，推进至领土安全、文化延续、国家治理与公民权实践的综合分析框架之中，揭示了Hitnü所承受的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如何共同制造持续性的健康不平等。这不仅丰富了原住民健康研究和暴力研究，也为跨文化卫生政策与流离失所原住民保护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民族志（ethnography）路径，于2023—2024年间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深入田野调查。作者之一进入阿劳卡市El Alcaraván聚居点，与68名Hitnü成员（12个家庭）建立持续接触，参与日常生活、食物准备、洗衣、拾柴、就医陪同、狩猎捕鱼及与机构交涉等活动，并通过田野笔记、面对面对话及后续电话和WhatsApp?交流收集资料。研究以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整理材料，重点聚焦居住条件、城市患病体验、治疗路径、制度接触与暴力表现。样本来源明确限定于阿劳卡市三个Hitnü居住点中的El Alcaraván，该地点因人口最多、靠近城市中心及同时存在委内瑞拉难民而被选中。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以“Description of the Settlement”说明居住点条件与差异化公民身份问题。研究显示，El Alcaraván位于湿地，雨季易洪涝、旱季泥泞，Hitnü居住在远离主路的边缘区域，住房多为木杆、塑料布和少量锌板搭建的临时棚屋，地面为泥地，既无厕所、无下水系统，也缺乏稳定饮用水来源。食物获取依赖狩猎、捕鱼、乞讨和零星捐赠，日常饮食量少且动物蛋白严重不足，教育和就业机会亦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移民虽为外国人，却因国际难民身份获得更多政府与国际组织援助，由此引发与Hitnü围绕土地、物资和合法性展开的紧张关系。研究人员据此指出，Hitnü对“为什么身为哥伦比亚人反而得不到帮助”的质疑，直接暴露了其在法律承认与实际归属之间的断裂，也反映出国家对不同群体实施不均等治理的“渐进主权”（gradual sovereignty）逻辑。
随后，在“The Experience of Becoming Ill in the City”部分，论文概述了Hitnü在城市中的主要疾病负担及其对疾病的理解。研究发现，呼吸道感染、腹泻和皮疹在儿童中尤为常见，结核病、梅毒、HIV和恰加斯病亦被卫生机构报告，其中恰加斯病具有地方性流行特征。田野期间还出现过水痘暴发。Hitnü普遍认为，与生活在祖传领地相比，他们在城市里“更容易生病”。他们将疾病区分为“轻度疾病”和“疑难疾病”：前者包括流感、腹泻和皮肤问题，多由家庭处理；后者则超出家庭与酋长可应对的范围，需要外部医疗介入。研究人员由此指出，Hitnü并不将患病视为单一时点事件，而是视作一个逐步走向死亡的过程。
在“Seeking Medical Attention and Expressions of Violence”部分，研究围绕治疗路径系统展示了多种暴力如何贯穿家庭照护、酋长治疗、宗教治疗、原住民医疗机构服务及医院治疗全过程。首先，在“Actions at Home”中，研究表明，当症状初现时，Hitnü首先在家庭内决定治疗方式。由于传统药用植物主要分布于丛林，在城市环境中难以获得，加之贫困和货币经济压力，他们只能使用辣椒、柠檬、大蒜、芒果树皮等少量可及材料处理肺部不适、腹泻和呕吐。研究据此指出，经济匮乏与资源受限削弱了家庭健康自主性，并加重了照护焦虑。
在“Consultation with the Hitnü cacique”中，论文说明，当家庭治疗无效时，患者会求助于酋长Bolívar。其以吟唱、摇铃、祈祷和吹气等萨满式方法治疗疾病与诅咒（katséb），并根据情况推荐植物、医疗站药物或转诊医院。然而，城市化与货币化环境削弱了传统领袖—治疗者体系。研究显示，Bolívar不仅面临酒精使用、盗窃与未履行集体责任等指责，其治疗也被部分族人视为收费行为。研究人员据此认为，原本嵌入共同体关系中的治疗实践，正在贫困和排斥背景下被转化为一种维持生计的服务，这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neoliberal multiculturalism）下原住民知识实践的商品化压力。
在“Religious Healing Practices”中，论文指出，Hitnü已将基督教祈祷纳入疾病应对策略。周末到访的宗教人士通过布道、按手祈祷和圣经教导，为患病者提供治愈与安慰。部分受访者认为祈祷有助于减轻疾病、摆脱药物依赖或获得情绪稳定。研究人员并未将此解释为传统宇宙观的消失，而是将其界定为文化转形（cultural transfiguration）式适应，即在传统医药资源稀缺与制度支持不足的条件下，通过吸纳外部宗教元素来维持生存与意义秩序。
在“Services Provided by Indigenous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中，论文重点分析了原住民医疗提供机构（IPS-I）的服务实践。于“Health Brigades”小节，研究发现，流动卫生队每月仅短暂进入聚居点，其主要任务偏向预防医学，如测量儿童身高体重、口腔卫生、驱虫、除虱、计划生育和疫苗接种，但Hitnü最迫切的需求则是获得针对现实病痛的药物。实际服务因此演变为高度药物化的处置过程，常规发放对乙酰氨基酚、阿莫西林、维生素C、口服补液盐、硫酸锌、铁剂粉包以及个别抗组胺、抗真菌和抗菌药物，且腹部症状常在缺乏实验室诊断情况下直接给予驱虫药。研究指出，药物已成为Hitnü与医疗系统关系中最核心的物质形式，他们通常以“是否发药”评价服务好坏。与此同时，医务人员解释用药方式往往仓促，忽视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生活处境，导致药物被误用、过量摄入或被当作食物替代。关于恰加斯病和Norplant?避孕植入剂的案例进一步表明，临床人员倾向于否认Hitnü自身对病因、身体感受和生育需求的解释，以父权化、等级化方式实施干预，造成再度受害与身体自主权受损。
在“Hospital Care”中，论文揭示医院是Hitnü最后、也是最恐惧的求助场所。研究表明，Hitnü通常只有在“濒临死亡”时才被家属送往医院，他们普遍相信医院可能致人死亡，特别对委内瑞拉籍医生抱有深刻不信任。部分受访者叙述了婴儿死亡、住院中毒、言语侮辱以及被称作“guahibo/guahiba”等带有贬义的经历。另有一项更严重的问题是，因居住条件恶劣，患病儿童可能被哥伦比亚家庭福利研究所（ICBF）“临时”带离原生家庭，交由非原住民母亲照看，父母在此期间不得探视，儿童回归家庭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研究人员认为，医院不仅是照护空间，也是一种异托邦（heterotopia）：在此空间中，国家通过制度分类、知识等级和资源分配，对不同身体赋予不均等的合法性、关注度与保护程度。原住民治疗者在医院中缺乏有效正当性，而贫困、族裔身份、流离失所经历与语言隔阂共同塑造了Hitnü在医疗机构中的排斥体验。
在讨论与结论层面，论文强调，Hitnü的患病模式与治疗路径不能被简化理解为个体选择问题，而应置于暴力、领土丧失、制度失灵与公民身份矛盾的整体脉络中加以把握。研究认为，武装冲突带来的驱逐只是暴力的起点，后续在城市中遭遇的食物不安全、缺水、卫生条件缺失、医疗歧视、象征污名和儿童被迫分离，构成了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的延续。国家虽已承认Hitnü处于身体与文化灭绝风险之中，并建立差异化政策框架，但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未能保护其领土、也未能提供持续、尊重文化且真正有效的支持。研究进一步指出，所谓原住民公民身份在现实中往往只是部分性的、条件性的和脆弱的纳入形式，形式上的多元文化承认并未改变历史性不平等、剥夺与支配关系。
研究结论部分可概括翻译如下：本文说明，暴力塑造了Hitnü回应健康需求的方式，并揭示这种暴力与公民身份及原住民身份内部的矛盾紧密相关。像Hitnü这样的流离失所原住民族群，在国家保护、政治承认和权利实际获得方面承受着不平等。暴力不仅源于武装冲突，也是排斥、领土剥夺和历史性从属地位的结构性体现，限制了公民身份的完整行使。领土丧失不仅恶化了物质生活条件，也破坏了维系集体归属、文化认同和社会承认的政治与共同体基础。Hitnü在极端贫困、歧视和与难民群体竞争稀缺资源的情境中，持续遭遇高负担疾病和多层次医疗暴力。尽管其寻求国家补贴型原住民医疗服务，但缺乏真正差异化的照护使其继续承受忽视、歧视、强制和再度受害。医疗专业人员的实践总体上表现出霸权性与等级性，未能协商Hitnü表达的需求，也压缩了其解释和处理疾病的空间。要减少健康不平等，卫生服务必须立足于Hitnü的实际需求，并建立以跨文化方法（intercultural approach）为基础的照护模式；而确保安全的领土，则是防止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与象征性暴力再生产、降低健康不平等的关键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