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Potentially Toxic Elements in Soils Across a Full Lead–Zinc Mining–Beneficiation–Smelting–Tailings System
铅–锌（Pb–Zn）生产活动导致的潜在毒性元素（PTE）污染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风险，亟需对整个工业链条进行系统性评估。本研究调查了某铅–锌矿区周边的土壤、地表水和沉积物，综合采用污染指数（Igeo、NIPI、RI）与人类健康风险模型开展评价。研究人员构建了比例符号图（proportional symbol mapping）与泰森多边形（Thiessen polygons）相结合的空间分析框架，以解析小样本条件下的污染格局特征。结果显示，污染呈现明显的层级分化：冶炼区 > 选矿区 > 尾矿区 ≈ 采矿区。冶炼区与选矿区呈现多元素复合污染特征；危害指数（HI）超标概率分别达89%和95%，而致癌风险（CR）超标概率在各功能区均接近100%。镉（Cd）为主导性生态风险因子，尤其在采矿区和尾矿区，风险主要由单一元素驱动。来源解析识别出两类工业源组：冶炼相关组（Pb、Hg、Zn、Se）和矿石关联组（As、Cd、Cu、Sb），而Cr、Ni、Co和V则主要源于自然来源。上述结果表明，需对选矿与冶炼工序实施协同管理，同时为小样本条件下的空间分析提供了可视化方法。
铅–锌（Pb–Zn）采矿业是全球公认的潜在毒性元素（PTEs）污染源，其完整工业链条涵盖采矿、选矿（矿物分选）、冶炼至尾矿处置等多个环节，构成了PTEs释放并进入环境介质的多元途径。典型PTEs如Pb、Zn及其伴生元素镉（Cd）和砷（As）具有不可降解性、生物累积性、环境持久性和固有毒性，一旦进入土壤、沉积物及水体便难以去除，对生态完整性和人体健康构成持久威胁。尽管铅–锌采矿的环境危害已得到充分记录，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孤立工业环节（如冶炼厂或尾矿库），对整个"采矿–选矿–冶炼–尾矿"工业链条的系统研究明显不足，导致对不同生产阶段污染贡献的认识碎片化。特别是选矿（矿石分选）阶段长期处于"灰色地带"——其来源识别与风险贡献常被忽视或与其他工序混淆，造成来源归属的争议。部分研究认为选矿场地污染主要来自内部生产活动（如精矿处理与产品堆存），而另一些研究则将其笼统归入"工矿源"范畴，未能区分其与上游采矿或周边冶炼活动的差异，严重制约了针对性管控策略的制定。
为定量评价PTE污染水平与生态健康风险，学界已建立系列评估方法，包括地累积指数（Igeo）、污染指数（PI）、污染负荷指数（PLI）、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NIPI）、潜在生态风险指数（PERI）以及人体健康风险评价模型等。在来源解析方面，主成分分析（PCA）、聚类分析（CA）和相关矩阵等多元统计技术被广泛用于识别PTE来源及其贡献度。空间表征方面，克里金（Kriging）等地统计插值方法常用于刻画分布格局，但其对样本量的严格要求使其在小规模数据集中的可靠性受限。
为突破这一局限，B?lviken等及Bj?rklund & Gustavsson（1987）提出的比例符号图将符号直径与金属浓度通过连续函数关联，可直观呈现采样点PTE浓度；泰森多边形则有助于揭示采样点的理论空间域及其相互关系。两种方法的整合可在无需对无样点区域进行数值预测的情况下，清晰界定空间单元的相对尺度与分布，从而规避稀疏数据插值的不确定性。尽管单个评价框架已趋成熟，跨全链条的系统研究仍然匮乏，多数研究聚焦于尾矿库或冶炼厂等孤立组分，缺乏差异性分析，模糊了不同生产阶段污染驱动机制的差别，阻碍了基于分区分类的精准管理策略制定。尤为重要的是，比例符号图与泰森多边形的联合应用在PTE研究中尚待探索。
本研究聚焦某代表性铅–锌矿集区，开展系统性、全链条对比分析，旨在解决孤立研究难以应对的来源叠加与功能分化问题。具体目标包括：（1）量化四个功能区（采矿、选矿、冶炼、尾矿）土壤PTE污染的差异，揭示其空间格局与异质性；（2）评估选矿区与冶炼区成年职业人群的健康风险（致癌与非致癌），识别主要暴露途径；（3）定性与定量解析土壤PTE来源，分析其与土壤理化性质的相关性，阐明控制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4）基于功能分区制定差异化风险管理策略。研究假设为：（1）工业链条不同功能区在污染水平、来源组成和健康风险上存在显著差异；（2）选矿阶段相关的成人职业健康风险长期被低估；（3）在样本有限情景下，比例符号图与泰森多边形的整合可有效揭示PTE空间分布格局而无需插值。
研究区位于秦岭山脉中低山地的凤县南部，属暖温带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0.4 °C，年均降水量647 mm。区域地处秦岭造山带南缘，出露地层主要为碳酸盐岩（石灰岩与白云岩）夹碎屑岩，主要矿石矿物为方铅矿和闪锌矿，脉石矿物以方解石和白云石为主，为土壤Pb、Zn及相关PTE提供了天然来源。2022年11月开展采样，彼时采矿区和尾矿区仍在运营，选矿区和冶炼区已停产。在外围边界处设置采样点以覆盖全链条，共采集22个土壤样品（采矿区7个、选矿区7个、冶炼区5个、尾矿区3个），以及乐凤关镇 beneficiation与smelting交界附近自然河流的2个水样和2个沉积物样（两点相距约3 m，属平行样）。受地形限制（陡坡和硬化地面），土壤采样点尽可能多方向布设。采用梅花五点法采集表层土壤（0–20 cm），所有样品运输及分析前于4 °C保存。
样品分析方面，土壤和沉积物pH采用pH/mV/电导率仪（Model SX723）电位法测定；阳离子交换量（CEC）采用六氨合钴（III）氯化物提取–分光光度法（UV2600A）测定；总有机碳（TOC）采用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法（Elementar Vario TOC）测定。13种PTEs经不同方法测定：Pb和Cd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GFAAS, ZEEnit 700p）；Cr、Cu、Zn、Ni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FAAS, iCE 3500）；六价铬Cr(VI)经碱液提取后FAAS测定；Hg、As、Se、Sb、Bi采用原子荧光光谱法（AFS-9130）微波消解后测定（Sb检出限0.2 μg/L）；Co和V经王水提取后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 Agilent 7800）测定。以GBW07405标准物质进行质量控制，相对标准偏差（RSD）为3%–5%。
地表水pH电位法测定；Pb、Cd采用ICP-MS；Cr、Cu、Zn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 iCAP 7600）；Hg、As、Sb采用原子荧光光谱法（AFS-9130）；Cr(VI)采用1,5-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DR6000）。
评价方法方面，地累积指数（Igeo）用于评价土壤PTE污染程度及其历史累积效应，PLI表征区域土壤整体污染负荷与强度，公式中C
n为实测浓度，B
n为地球化学背景值，k取1.5以校正成岩作用导致的背景值变异。单因子污染指数（PI）评价特定污染物的污染程度，结合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NIPI）进行整体评估，C
0,n为土壤环境标准值（中国国家标准），PI
Avg和PI
Max分别为平均和最大PI值。潜在生态风险指数（PERI）采用Hakanson方法，公式中C
i为实测浓度，C
ni为地球化学背景值，C
fi为污染因子，T
ri为毒性响应因子（Hg=40, Cd=30, As=10, Se=10, Sb=10, Pb=Cu=Ni=Co=5, Bi=3, Cr=V=2, Zn=1）。
职业健康风险评价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推荐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价（HHRA）模型，基于危害指数（HI）和致癌风险（CR）指标，考虑三种暴露途径：偶然经口摄入（ADD
ing）、皮肤接触（ADD
derm）和土壤颗粒吸入（ADD
inh）。参数见原文Table 1，C
s为土壤PTE实测浓度（mg·kg
-1）。为评估合理最大暴露（RME）情景，采用土壤PTE浓度的95%置信上限（95% UCL）作为暴露点浓度（EPC），使用USEPA ProUCL 5.2软件基于对数正态分布特征选取最优95% UCL估计值。危害商（HQ）表征单一污染物经单一暴露途径的非致癌风险，HI为多种污染物多途径累积非致癌风险（HQ或HI>1表示存在显著非致癌健康风险）；CR为终生暴露致癌概率，SF为致癌斜率因子（参数见原文Table 2）。
空间分析采用比例符号图（符号面积与浓度成正比）与泰森多边形相结合以可视化PTE空间分布，辅以距离梯度回归分析定量模拟污染物浓度随空间距离的衰减。因尾矿区样本量有限，未纳入定量距离衰减建模。采用Tukey箱线图法（上限内围栏=Q3+1.5×IQR）识别异常值，NIPI的Q3为3.16，IQR为2.64，上限为7.12，NIPI=17.2的样点被识别为异常值（保留于整体分析，其余数据用于距离回归）。以距选冶设施500 m以上所有采样点（n=12）的NIPI均值（1.05±0.23）建立"相对背景值"（可能略高于自然背景，故影响范围应解读为"最大影响距离"）。
来源解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评估元素协变关系（热图可视化），Ward法基于相关距离进行层次聚类分析（HCA）生成树状图，PCA基于相关矩阵识别主要污染源及其空间特征，得分图按功能区分类并叠加95%置信椭圆以区分区域聚类。
统计分析、PCA和相关分析使用Origin 2026；地图绘制使用ArcGIS 10.5；数据处理使用Microsoft Excel 2010；Kruskal–Wallis H检验及Dunn多重比较使用GraphPad Prism 9.5；统计分布验证使用ProUCL 5.1（α=0.05）。低于检出限（LOD）的数据：描述统计、生态风险和空间分析以1/2 LOD替代；污染指数计算中，Cr、Zn、Se、Bi因无对应土壤风险标准阈值而排除，Se和Bi未检出的样品从Igeo、CF和PLI计算中排除，变异系数不适用的样品从气泡图中剔除；多元统计中，检出率>50%的Se经1/2 LOD插补后纳入，Bi因检出率<50%而排除，所有多元分析基于自然对数转换值进行。
研究结果显示，矿区土壤样品呈现显著的PTE累积特征。与国家背景值相比，Cd、Pb、Zn和Hg为主要污染物：冶炼区均值分别为国家背景值的434.5倍、205.3倍、21.2倍和20.0倍；选矿区分别为305.2倍、101.7倍、18.7倍和16.2倍。除采矿区和尾矿区Hg、Se、Bi处于当地背景水平外，各功能区PTE浓度均超国家背景值。就国家监管阈值而言，冶炼区和选矿区Pb均值分别为5337 mg·kg
-1和2644 mg·kg
-1，分别超出风险控制值（RIV）2.1倍和1.1倍；冶炼区As均值（59.33 mg·kg
-1）超出筛选值（RSV）1.0倍。与高值变异显著（SD>均值30%）相应，PTE分布受人为扰动或空间异质性驱动明显。污染强度层级为：冶炼区 > 选矿区 > 尾矿区 ≈ 采矿区。Pb和As为区域代表性污染物，呈现"双重超标"模式（同时超背景值和监管阈值）。水生环境方面，沉积物和地表水平均pH分别为8.60和8.02，呈碱性；地表水中Cd、Pb、Cr、Cu、Zn、Hg、As浓度低于定量限，Sb（3.45 μg·L
-1）和Cr(VI)（<0.004 mg·L
-1）极低，水质未显著受损；沉积物中Pb、Zn、V浓度相对较高，其余元素中等或较低，Cr(VI)和Bi低于检出限，所有PTE均处于监管限值内，表明当前污染以土壤为主，尚未发展到广泛水生退化阶段。土壤理化性质统计显示，冶炼区pH最高（均值8.33，碱性），采矿区最低（均值7.78，弱碱性）；CEC冶炼区最低（9.7 cmol(+)
·kg
-1），尾矿区最高（24.93 cmol(+)
·kg
-1）；TOC冶炼区显著高于其他三区（均值3.71% vs 1.77%–1.98%），表明冶炼区可能存在有机质结合态PTE富集，且低CEC与高污染叠加指示极高的源强与快速输入速率，环境风险高。
Igeo和PLI评估显示，均值Igeo与标准差呈正相关，但Pb在选矿区（均值5.82，SD 1.01）位于"高均值–低SD"象限，为均质化非点源污染特征，源于矿物粉尘广泛大气沉降；Cd在各功能区均处于"高均值–低SD"象限（CV<30%），空间分布高度均匀，污染强度沿工业链递增（采矿<尾矿<选矿<冶炼），受区域背景源和冶炼点源双重机制影响。冶炼区Pb（均值5.56，SD 2.77）和Bi（均值5.20，SD 4.32）位于"高均值–高SD"象限，反映烟囱点源排放驱动的不均匀沉降梯度；采矿区Pb（均值0.33，SD 0.71）位于"低均值–低SD"区域，显示广泛但低强度的人为影响。PLI中位数：冶炼区7.33、选矿区5.25、尾矿区2.00、采矿区1.93；冶炼区四分位距最长、须线跨度最大（约2.10–17.47），内部异质性高；其余三区箱体较短，分布集中。Kruskal–Wallis H检验显示四区PTE浓度差异显著（H=13.95，p=0.0030），Dunn检验显示冶炼区与采矿区（p=0.0218）、选矿区与采矿区（p=0.0092）差异显著，尾矿区与其余各区无显著差异。
PI和NIPI评估表明，冶炼区Pb和As均值分别为6.672（超标率6）和0.989（超标率1），选矿区Pb和As均值分别为3.306（超标率4）和0.644（超标率1）。冶炼区和选矿区Pb及冶炼区As均超RIV，采矿区和尾矿区无Pb或As超标。冶炼区Cd个别样点PI达1.41（RSV超标率20.0%），存在局部潜在风险。其余PTE各区均值超标率均为0%。NIPI显示冶炼区（4.80±7.06）属"重度污染"，选矿区（2.37±1.35）属"中度污染"，尾矿区（0.29±0.04）和采矿区（0.26±0.03）未受污染。Kruskal–Wallis H检验（H=13.39，p=0.0039）和Dunn检验（选矿区与采矿区p=0.0051）确认了分区差异，但冶炼区与采矿区差异未达显著（p=0.0572>0.05），提示不同指数对冶炼活动环境影响的识别敏感度存在差异。
空间分布方面，NIPI呈现显著空间分异。研究区北高南低，主导风向为东东北（ENE）。比例符号图显示高值区（NIPI>3）集中于冶炼区西南（下风向）和选矿区南部（低海拔区），与风载输运及地形累积机制一致。PTE空间分布受大气干湿沉降和地表径流共同驱动，河流为有效地球化学屏障，河西侧NIPI显著降低；最西端远源点低值符合距离衰减规律，污染主要局限于冶炼和选矿设施近源区，未发生跨河扩散。尾矿区NIPI持续较低，表明封场和排水设施维护良好，未成为当代污染源。
泰森多边形分析显示PTE污染呈集聚分布，集中于工业链核心区（选矿–冶炼），呈双核空间构型，指示多源特征而非连续高污染羽。三区Voronoi多边形均面积0.426 km
2，CV=0.95。选矿区（CV=125%）属"极集聚"，仅代表局部精细环境；冶炼区（CV=73%）"集聚"，代表一般局部区域；尾矿区（CV=12%）"均匀"，可有效表征区域尺度特征。两个高值泰森多边形：17.29位于冶炼区西侧（下风向沉降），4.17位于选矿区东南侧（选矿粉尘、低洼地形、尾矿运输路线叠加）。采样策略优先配置于选冶核心区具有科学依据，虽限制了区域推广性，但有利于精细化表征局部"污染热点"；尾矿区高空间均匀性但样点有限，仅适用于描述统计。
距离梯度分析显示，纳入异常值时R
2极低（0.00003），斜率不显著（p>0.05）；剔除后R
2显著提升至0.422，呈显著负相关（p<0.01），斜率?0.00265，回归方程为NIPI = 2.62 ? 0.00265 × D（D为距最近选冶设施的最小距离）。NIPI在约592 m处降至背景水平（1.05），确定选冶设施PTE污染的主要影响半径约为600 m。
潜在生态风险方面，纳入Bi与否不改变最终风险判定（Ma等分类法无差异）。对数转换后的累积条高显示，冶炼区和选矿区综合生态风险显著高于采矿区和尾矿区。Cd为绝对主导风险因子，其最小Er值（3.78）已超过其他金属最大值；Pb、Hg、As、Se、V在冶炼区和选矿区贡献较高，其余元素贡献有限。去除Cd后，冶炼区和选矿区仍属"很高风险"，采矿区和尾矿区分别降至"低"和"中等"水平，表明采矿区和尾矿区生态风险几乎完全由Cd驱动，而冶炼区和选矿区呈现多元素污染特征。RI箱线图显示冶炼区异质性强，其余区较均匀。含Cd时，冶炼区与采矿区（p=0.0290）、选矿区与采矿区（p=0.0121）差异显著；去Cd后差异仍显著（p分别降为0.0189和0.0021）。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显示Cd–As（0.99）、Cd–Cu（0.98）、Cu–As（0.98）、Pb–Cu（0.97）、Pb–Se（0.97）、Sb–Bi（0.96）强正相关；Co与多数PTE负相关（?0.47至?0.53），V与Cd、Cu、Zn负相关（?0.46至?0.64），但与Cr（0.85）、Ni（0.91）强正相关。Spearman与Pearson检验的高一致性表明来源识别和风险评估结果可靠。
人体健康风险评价聚焦Pb和As（Cd因均值未超监管阈值而按技术导则排除，且研究区主要为职业环境而非居住区，未评估儿童风险）。Monte Carlo模拟显示5000次与10000次迭代结果差异约9%，10000次迭代结果可靠。HI均值在选矿区和冶炼区均超1，超标概率分别达95%和89%，存在显著非致癌健康威胁；CR在各功能区均超10
?4阈值，超标概率近100%，致癌风险不可接受。冶炼区Pb浓度呈显著偏态分布，以95% Adjusted Gamma UCL（8318 mg·kg
-1）和95% Chebyshev UCL（20843 mg·kg
-1）两种EPC情景评估，P(HI>1)分别为89.01%和89.70%，P(CR>10
-4)均近100%，差异<1%，证实冶炼区健康风险结论稳健，独立于EPC统计方法选择。
来源解析方面，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As、Pb、Cd、Cu、Zn、Hg、Se、Sb八元素显著强正相关（ρ 0.72–0.96，p<0.001），具高度同源性，为铅锌硫化物矿石的主要组分（Pb、Zn）或伴生元素（As、Cd、Cu、Hg、Se、Sb）；Cr、Ni、Co、V四元素内部强正相关（如Cr–Ni：ρ=0.85，p<0.001），但与前者弱相关或负相关（如Cr–Pb：ρ=?0.31，p<0.05），主要源于自然母质，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小。
层次聚类分析（HCA）将元素分为三类：聚类I（Pb、Hg、Zn、Se）代表铅锌采冶主导污染特征，Hg和Se为关联元素；聚类II（As、Cd、Cu、Sb）表征选矿–冶炼相关污染，As–Cd和Cu–Sb分别紧密聚合；聚类III（Cr、Ni、Co、V）主要源于自然母质，可能受轻微工业输入（如设备磨损）影响，为混合自然–工业源。聚类I和II在约0.4距离处汇合，代表人为输入；聚类III在7.5距离处才与之汇合，远超组内距离，指示其自然背景来源。
主成分分析（PCA）识别两主成分，累积方差88.1%。PC1（73.7%方差）对Pb、Sb、Hg、As、Cu、Se、Cd呈强正载荷（0.15–0.28），对Ni、Cr、V、Co呈负载荷（?0.25至?0.10）；PC2（14.4%方差）对Ni–Cr–V–Co组有中等正载荷（0.25–0.48）。得分图显示，冶炼区样品完全位于正区域（PC1得分：0.74–8.26），选矿区多位于正区域（?0.25至5.01），采矿区和尾矿区完全位于负区域（?4.13至?1.65）。单因素方差分析证实四区PC1得分差异极显著（F(3,18)=12.37，p=0.0001），Tukey HSD检验显示冶炼区与选矿区无显著差异（p=0.5553），表明工业源强度相当；采矿区和尾矿区显著较低（p<0.05），人为影响接近自然背景。PCA结果与载荷分析和HCA结果一致，为来源解析提供支撑证据。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生态风险驱动机制沿工业链发生转变：采矿区和尾矿区为Cd单一主导的单元素主导模式，选矿区和冶炼区则转向Cd、Pb、Hg、As共同驱动的多元素协同模式。这一分化根植于各分区独特的物理化学环境和源特征。采矿区以原生矿物（闪锌矿、方铅矿）自然风化释放为主，Cd因较高地球化学活性和低自然背景值而成为主控因子；尾矿区为矿物提取后的残余固废，元素释放同样受原生矿物风化控制。选矿过程（破碎、浮选）再分配多元素，冶炼区高TOC（3.71%）和碱性pH（8.33）促进多元素络合稳定，高温过程致使Pb、As、Cd、Hg挥发–冷凝–沉降，形成多元素复合污染。
综合污染负荷的驱动与空间一致性方面，PLI作为污染因子几何均值，对多元素同步增加敏感但受单元素极端值影响较小，这解释了选矿区Pb极高富集但PLI未超冶炼区的原因。尾矿区CEC最高（24.93 cmol(+)
·kg
-1）但PLI最低，因污染物输入极少；冶炼区CEC最低（9.7 cmol(+)
·kg
-1）、TOC最高，多元素广泛高强度富集，表明源强主导综合污染负荷，冶炼为同步多元素累积的系统源。定量指标（生态风险、综合污染、健康风险）与空间分析结果（比例符号图、Voronoi分区、距离梯度回归）高度一致，共同给出污染强度层级：冶炼 ≥ 选矿 > 尾矿 ≈ 采矿。冶炼区健康风险已超可接受水平，亟需管理措施。
选矿活动污染复合源特征得到四项证据支持：一是去除Cd（典型冶炼标识物）后，选矿区与采矿区生态风险差异更显著（p由0.0121降至0.0021），指示选矿区存在独立于冶炼的Cd富集；二是RI箱线图显示冶炼区四分位距长、异常值突出（局部"热点"），选矿区则更紧凑均匀，指示相对均质的非点源输入（废石堆、粉尘）；三是PCA显示选矿区与冶炼区工业源强度相当，选矿可产生与冶炼相当的PTE污染；四是空间上选矿区位于冶炼区以东约60 m上风向，ENE主导风向下上风向传输困难，且选矿区南部高值区与冶炼区西南下风向高值区空间分离，中间存在低值过渡带，呈双核格局和独立污染源。
来源解析的主控因素方面，综合潜在生态风险系数（Er）、对数转换Spearman相关、HCA和PCA，土壤PTE呈现二元源结构：加工或冶炼活动源——As、Pb、Cd、Cu、Zn、Hg、Se、Sb八元素强正相关、PC1高载荷、紧密层级聚类，表征全"采矿–选矿–冶炼"工业周期释放的污染谱，HCA进一步细分为冶炼相关特征（Pb–Hg–Zn–Se）和矿石关联特征（As–Cd–Cu–Sb）；自然源（成土和岩性背景）——Cr–Ni–Co–V组内强相关但PC1负载荷，与人为示踪物负相关，独立大距离聚类，受地质背景和母质控制，人为影响有限，碳酸盐型铅锌矿床研究支持此自然岩性来源解释。功能区PC1得分空间层级（冶炼>选矿>采矿≈尾矿）与多指标评价（PLI、NIPI、RI）和健康风险水平完全吻合，确认冶炼区为人为污染中心和后续健康风险的主驱者。
风险差异与管理含义方面，尽管冶炼区碱性pH和高TOC理论上增强PTE固定、降低生物有效性，但基于总浓度的Pb、As健康风险仍极高（P(HI)≈90%；P(CR)≈100%），表明源强主导整体风险。尾矿区高CEC虽具潜在地球化学屏障功能，管理重点仍应在于削减冶炼排放。Cd生态风险极高但未超国家标准，反映评价标准差异，建议采用分层框架：职业区健康风险标准、周边环境生态风险、Cd等敏感元素长期监测。空间管理策略：冶炼区——重点控排与土壤修复；选矿区——参照冶炼同等管控水平，侧重粉尘、跑冒滴漏和径流管理；尾矿区——强化防渗与生态修复；采矿区——规范废石管理，防止淋溶污染。健康风险控制：个人防护——佩戴防尘口罩减少粉尘吸入和土壤摄入；监测——定期监测土壤和空气中Pb、As、Cd；健康监护——定期体检。
研究局限性包括：未同步监测大气重金属浓度，无法量化冶炼排放对选矿区的直接大气扩散贡献，未来拟整合扩散模型计算沉降通量；横断面调查缺乏时间序列数据和土壤剖面分析，限制污染历史演化重建和地下水迁移风险评估，需建立长期监测样地；单一矿集区代表性有限，未来拟扩展至更多铅锌矿区以验证污染梯度的普适性。此外，传统来源解析方法（无同位素示踪）、健康风险评价未进行本地参数优化、尾矿样本有限（n=3）、无时间序列数据、地形采样限制、烟囱高度未知、缺乏PTE形态分析、土壤–水–沉积物传输讨论不足、管控措施缺乏实施细节和成本效益分析等亦为局限。这些不影响核心结论，但指明进一步研究方向：整合Pb、Sr、Cd等同位素示踪、本地暴露调查、增加尾矿采样、长期监测、形态分析、传输过程研究及详细成本效益管理策略。
结论部分指出，本研究以秦岭山区某典型铅锌矿集区为对象，评估全链条环境影响，主要结论为：功能区梯度——污染强度呈现冶炼区（多元素复合污染、高健康风险）> 选矿区（极端Pb富集、中等综合风险）> 采矿区和尾矿区（Cd主导、低综合风险）的清晰层级，地表水和沉积物未受污染；优先污染物——Pb和As为主要污染物，热点区达高污染水平，As呈致癌风险、Pb呈非致癌风险，均达不可接受水平，需优先控制；二元源结构——人为工业活动是Pb、Cd、As、Zn、Hg、Sb复合污染的根本原因，Cr、Ni、Co、V分布受自然成土过程控制，人为输入强烈叠加于自然背景之上；空间格局——污染足迹以冶炼–选矿区为中心呈中心–径向模式，冶炼为多元素累积核心，选矿阶段环境贡献显著不可忽视。
本研究不仅刻画了铅锌矿区"冶炼主导、选矿叠加"的风险特征，也彰显了全链条系统评估的区域必要性。方法学上，为小样本约束条件建立了新的空间分析组合方案，为类似多金属矿区污染源识别与风险管理提供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