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Fiscal Support Policies and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in Frontier Regions: Land-Based Micro-Evidence from 2195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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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评估财政支持政策对S省（中国边疆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的影响。研究人员使用2195个行政村（6585个村庄—年份观测值）在政策实施前、中、后的面板数据，构建"政策赋能—资源匹配—治理协同"分析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ixed Effects
本研究评估财政支持政策对S省（中国边疆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的影响。研究人员使用2195个行政村（6585个村庄—年份观测值）在政策实施前、中、后的面板数据，构建"政策赋能—资源匹配—治理协同"分析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ixed Effects）、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s, IV）、异质性分析和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on Models）。结果表明：（1）财政支持显著增加村集体收入约7%，该结果经内生性处理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政策对中远郊村庄、无集体土地村庄、政策前年收入低于50000元的村庄，以及采用土地流转、高标准农田、股权分红、特色农业或厂房租赁模式的村庄效果更优，验证了资源匹配效应；（3）政策通过提高项目净收益、社会资本、农户参与度和多部门协同发挥作用，验证了治理协同机制。本研究基于边疆地区微观证据，为优化财政支持政策提供了实践启示。
本研究聚焦中国边疆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这一关键议题，系统评估财政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作用机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严控新增村级债务。对于边疆地区而言，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更关系到基层治理巩固与社会稳定维护。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东部与中部地区，针对边疆地区的系统性实证分析相对匮乏；同时，既有文献常将"政策赋能""资源匹配"与"治理协同"割裂考察，缺乏整合性理论框架。基于上述背景，研究人员以S省这一典型边疆地区为案例，利用2019—2022年2195个行政村的面板数据，构建"政策赋能—资源匹配—治理协同"整合分析框架，旨在回答财政支持政策的整体效应、异质性条件及传导机制三大核心问题，为优化边疆地区财政支农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该论文发表于《Land》期刊。
本研究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通过控制县级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缓解遗漏变量问题；第二，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s, IV）结合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选取同地州市其他村庄获得财政支持的比例及村庄人口规模作为工具变量，处理政策分配的选择性偏差；第三，异质性分析，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模式、初始条件等七个维度构建子样本，检验政策效果的差异化表现；第四，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on Models），依据Wen等人（2004）的方法，验证政策通过项目净收益、社会资本、农户参与度、多部门协调等机制变量的传导路径。
研究结果部分共分六个方面。基准结果显示，财政支持政策显著促进村级集体收入增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表明，获得财政支持的村庄集体收入平均提升约7%（系数约0.07），在1%水平上显著。从经济意义看，对于年收入100000元的村庄，7%的增幅意味着7000元的额外收入，足以支撑小规模公共服务或基础设施维护。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与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系数接近，第一阶段F统计量大于10，过度识别检验支持工具变量有效性，确认基准结果对内生性的稳健性。
非线性模型稳健性检验。鉴于政策虚拟变量存在大量零值，标准对数加一OLS估计可能产生偏误，研究人员采用Tobit模型处理左删失问题，以及泊松（Poisson）模型处理非负整数结果与零值过多的情形。两种非线性模型中财政支持系数均保持显著为正，进一步确认了政策对村级集体收入的积极效应。
多重稳健性检验。研究人员实施六项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因变量为受支持项目年度净收益；二是剔除省会样本；三是剔除距县城10公里以内的城郊村庄以控制区位优势；四是仅使用2019—2021年数据以排除2022年疫情干扰；五是剔除有省级驻村工作队的村庄以控制外部援助影响；六是对连续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核心解释变量在所有检验中均保持显著为正，结果稳健可靠。
异质性分析揭示"资源匹配"与"路径依赖"机制。多维异质性检验显示：地理位置维度，政策效果对中郊（系数0.114）和远郊（0.077）村庄显著，而对近郊村庄不显著，呈倒U型分布；土地资源维度，无集体土地村庄系数（0.158）远高于有土地村庄（0.057），表明财政资金作为"种子资本"激活沉睡资产、替代稀缺土地资源的功能；外部援助维度，财政支持在有县级（0.073）和省级（0.060）工作队的村庄显著，但在地州市级工作队村庄不显著，反映资源整合与政策执行能力的"治理协同"梯度差异，地州市级工作队可能因资源杠杆弱于省级、地方嵌入性低于县级而处于尴尬位置；发展模式维度，土地流转/高标准农田建设、股权参与/合作社、特色农业、厂房租赁模式效果显著，而乡村旅游与农业机械租赁效果不显著，凸显"资源适配"的重要性；初始条件维度，政策前收入低于50000元的"空壳村"政策效果（0.410）远超高收入村庄（0.036），呈现"基数越低、增益越大"特征，支持继续优先帮扶薄弱村庄。
中介机制分析打开"政策黑箱"。研究人员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五条传导路径，结果支持两大核心机制：一是治理协同机制，财政支持显著提升多部门协调（按时项目完工率）和农户参与度，推动村级集体经济从"输血"向"造血"转变，村民心态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二是资源动员机制，政策吸引地方配套资金与社会资本，提高项目净收益率，撬动社会投资，多元化资金不仅扩大薄弱村庄覆盖面，还提升单村收益率，降低对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缓解中央与地方财政压力。简言之，财政支持通过协同治理降低交易成本，撬动政府、集体、社会、村民等多方参与，放大经济与社会效益。
研究讨论部分总结如下。本研究构建的"政策赋能—资源匹配—治理协同"整合框架，将公共财政理论、资源基础观与协同治理理论有机统一，揭示了财政支持政策从"资金投入"到"收入增长"的完整逻辑链条。政策赋能提供"制度租金"，资源匹配决定"转化弹性"，治理协同降低交易成本并将租金转化为可持续收入。这一发现超越了"资金有用"的简单结论，深入阐释了"何时、何地、如何"有用的深层机制。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财政支持政策显著促进村级集体收入增长约7%，该结论经内生性处理、非线性模型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对中远郊村庄、无集体土地村庄、年收入低于50000元的村庄，以及采用土地流转、高标准农田、股权参与、特色农业或厂房租赁模式的村庄效果更佳，揭示了资源匹配的逻辑。中介检验识别出项目净收益提升、社会资本引入、农户参与度提高及多部门协调增强等传导渠道，验证了治理协同机制。据此，财政支持并非简单的资金转移，而是以政策赋能为驱动、以资源匹配为条件、以治理协同为实现的系统工程。政策实施需因地制宜选择村庄与发展模式，并动员多元主体参与以实现政策目标。"
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中介变量与村级集体收入间可能存在内生性；S省单一边疆地区案例的外部效度有待检验；2019—2022年数据未能捕捉长期效应；未深入探讨地块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与空间规划机制；无法完全排除地方政治优先级、土地开发政策等未观测时变混淆因素的影响；中介变量代理指标存在测量误差。未来研究可结合更精细的面板数据与准实验设计，进一步强化因果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