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公益诉讼政策(Prosecu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olicy, PPILP)对企业绿色创新(Green Innovation)的经济效应——基于交错双重差分法(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Staggered DID)的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The Economic Effect of Prosecu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olicy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本研究将检察公益诉讼政策(Prosecu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olicy, PPILP)视为准自然实验(quasi-natural experiment)，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法(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staggered DID)，利用2008—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环境规制执法(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forcement)与企业绿色创新(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CGI)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检察公益诉讼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以绿色专利引用次数衡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绿色创新的数量（以绿色专利申请量衡量）无显著影响。检察公益诉讼政策产生的威慑效应(deterrent effect)引致高额财务负担，从而抑制创新质量的提升。由于威慑效应与助推效应(nudge effect)之间的权衡(trade-off)，正向作用仅存在于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和大型企业，而负向影响体现在民营企业和小型企业的创新申请行为上。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执法可能通过刺激企业研发(R&D)投入间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或通过提高诉讼风险(litigation risk)诱导企业增加绿色创新的披露与报告。此外，PPILP可能通过"同伴效应(partner effect)"引发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模仿行为，并与绿色信贷政策(green credit policy)产生协同放大正向效应。

论文解读：《The Economic Effect of Prosecu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olicy on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发表于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绿色创新(green innovation /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CGI)被视为实现环境保护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在绿色专利申请量上已居世界前列。现有文献广泛探讨了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经济政策、政府补贴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对CGI的影响，其中环境规制(environmental regulation)及其执法力度(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被认为是激发或抑制CGI的关键因素。传统研究多以设立环保法庭(environmental courts)作为环境司法执法的代理变量，但随着环保法庭审理案件数的下降，需寻找更具代表性的执法冲击。中国于2015年7月起在13个省市试点、2017年7月全国推行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Prosecu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olicy, PPILP)，赋予检察机关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含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行为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力，具有更强司法强制力和公众参与性，构成理想的外生政策冲击(exogenous shock)。然而既有文献多聚焦PPILP的理论建构，其实证政策效应尤其是对微观企业绿色创新数量(quantity)与质量(quality)的差异化影响尚缺乏系统检验。因此，研究人员以PPILP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staggered DID)识别环境执法强化对企业CGI的影响方向、作用机制及在不同产权、规模与区域间的异质性。

二、主要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选取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剔除ST、*ST及数据缺失观测值。处理组(treatment group)为试点地区高污染行业(polluting industries)上市公司，对照组(control group)为试点地区非污染行业公司（2017年全国推行后非污染行业整体作对照）。核心解释变量Treat_i,t为地区—年度—行业层面的政策虚拟变量（该地区当年实施PPILP且该企业在污染行业取1，否则0）。被解释变量CGI以企业年度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衡量创新数量Quantity）和绿色专利被引用次数（衡量创新质量Quality）表征，原始数据源自CNRDS。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含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工业总产值、实际利用外资额；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含总资产（企业规模Size）、独立董事人数(Ind)、资产负债率(Lev)、权益乘数(EM)，均取一期滞后值以消除反向因果。机制变量含研发(R&D)投入（研发人员占比RD、文本分析法识别的绿色研发投入GRD）和诉讼风险LR（诉讼费用/总资产）。基准模型为考虑企业固定效应(firm fixed effect)与年度固定效应(year fixed effect)的staggered DID模型；平行趋势检验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为缓解选择性偏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进行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随机虚构处理组1000次；控制同期低碳城市试点(Low?Carbon City, LCC)与新环保法(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EPL)影响；中介效应检验按Baron?Kenny三步法分别验证R&D投入与诉讼风险的中介作用；同伴效应通过引入同行业其他企业CGI均值与Treat的交互项进行检验；协同效应通过PPILP与绿色信贷(Green Credit, GC/GF)交互项检验；异质性按融资能力（银行贷款/总资产中位数分组）、产权性质（国有SOE vs. 民营private）、规模（总资产中位数分大型vs.小型）、地区属性（资源型城市resource?based vs. 非资源型non?resource?based）进行分组回归。

三、研究结果

4.1. Basic results（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DID回归显示，Treat对绿色专利引用次数(Quality)的系数为0.077且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PPILP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Treat对绿色专利申请量(Quantity)的系数不显著（0.006，p>0.1），表明政策未明显改变绿色创新数量。控制变量中，人均GDP与固定资产投资对质量有负向影响但对数量有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总产值IOV对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与杠杆率Lev对创新数量和质量均有正向作用，而权益乘数EM对质量有负向影响。

4.2. Robustness results（稳健性检验）

动态DID平行趋势检验表明政策前各期系数不显著而异政策后显著正向，满足平行趋势假设(parallel trend assumption)。PSM?DID在1:2近邻匹配后重新估计，Treat对Quality仍显著为正，对Quantity不显著。安慰剂检验中虚构处理组所得系数集中分布于零附近，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干扰。加入LCC与EPL两个同期政策虚拟变量后，PPILP系数方向与显著性不变，排除同期政策混淆。将样本截断至2017年及进行5%双侧缩尾(winsorize)后结论保持一致，证实基准结果稳健。

4.3. Heterogeneity analysis（异质性分析）

— 融资能力异质性：强融资能力（银行贷款/总资产高于年度中位数）子样本中Treat对Quality显著为正，弱融资能力组不显著，说明融资约束缓解是政策发挥正向效应的前提。

— 产权性质异质性：国有企业(SOEs)子样本中Treat对Quality和Quantity均显著为正；民营企业(private enterprises)子样本中Treat对Quantity显著为负，对Quality不显著，反映国企受"助推效应(nudge effect)"主导（公众关注与资源获取激励高质量创新），民企受"威慑效应(deterrent effect)"主导（诉讼风险加大融资困难而削减低质创新申请）。

— 企业规模异质性：大型企业子样本中Treat对Quality显著为正，小型企业子样本中Treat对Quantity显著为负，结论与产权异质性逻辑一致——大企业应公众压力更易被"助推"。

— 地区异质性：非资源型城市子样本中Treat对Quality显著为正，资源型城市中不显著，因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转型灵活性不足难以短期响应严格环境执法。

5.1. Partner effect（同伴效应）

在同行业其他企业平均CGI质量Quality_?i,t显著正向影响本企业CGI质量（系数0.183，p<0.01），且Treat×同伴质量交互不显著但同伴质量本身显著，说明PPILP实施背景下企业倾向于模仿同行较高质量的绿色创新行为（partner effect），以较低成本彰显环境责任，但未显著增加创新数量模仿。

5.2. Nudge effect（助推效应—中介机制）

— R&D投入中介：PPILP显著提高企业绿色研发投入(GRD)（Treat系数0.001，p<0.01），GRD对Quality和Quantity均有显著正向影响，Sobel检验显著，说明PPILP通过刺激企业增加R&D投入间接促进CGI质量与数量（nudge effect via R&D investment）。

— 诉讼风险(litigation risk, LR)中介：PPILP显著提高企业诉讼风险LR（Treat系数0.009，p<0.01），LR对Quality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环境执法引发的诉讼压力倒逼企业进行实质性绿色创新以维护声誉（nudge effect via litigation risk）。

5.3. Synergistic effects（协同效应）

引入绿色信贷政策(Green Credit Policy, GCP/GF)与PPILP的交互项Treat×GF，其对Quality的系数0.060且在5%水平显著，表明PPILP与环境友好型金融政策存在正向协同(synergistic effect)，能放大绿色信贷对CGI质量的促进作用。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Conclus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节浓缩）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如下：（1）检察公益诉讼政策(PPILP)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而不影响数量；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总产值促进CGI，人均GDP与固定资产投资抑制创新质量。（2）正向效应仅存在于强融资能力企业、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非资源型城市地区企业，民营与小型企业则出现绿色创新申请量下降。（3）同伴效应(partner effect)驱动企业模仿同行高质量绿色创新。（4）PPILP通过激励企业R&D投入（含研究人员占比与绿色R&D支出）及提高诉讼风险(litigation risk)两条路径促进CGI。（5）PPILP与绿色信贷政策具协同效应(synergistic effect)，强化后者对CGI质量的刺激作用。

政策启示：政府应完善环境执法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以激励CGI；企业应主动披露环境绩效与绿色R&D投入、寻求产学研合作、建立环境合规部门以降低诉讼风险。研究局限含样本限于上市公司可能低估中小企业反应，未来可拓展跨国比较与更精细的企业层面执法强度度量。

（注：以上所有术语首次出现处已加注英文缩写或解释，下标上标按原文要求以标注，作者名Jia Wei, Xiaoyang Wang, Caijun Zhang, Chao?Wen Chang保留原文写法，去除文献引用标号及图表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