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校服作为对非运动性活动产热（NEAT）的环境约束与青少年肥胖：寄宿制学校横断面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Formal uniforms as an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on NEAT and adolescent obesity: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boarding schools

　　

背景：青少年肥胖患病率的持续上升通常归因于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VPA）的减少，但环境约束对非运动性活动产热（NEAT）所致产热的作用仍缺乏充分研究。校服是日常必需穿着，可能与自发性低强度活动中的身体性或感知性障碍相关。本研究考察了学校校服类型（正式校服与运动校服）与体重指数（BMI）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NEAT相关行为是否以性别特异性方式呈现统计学中介模式。

方法：本研究在中国4所100%寄宿制中学开展横断面研究。共纳入1,068名青少年，并依据强制校服类型进行分层。采用经调整的自我报告问卷评估NEAT相关行为，并在一个久坐验证亚样本（n = 108）中与基于加速度计测得的指标进行比较。研究采用中介分析和调节的中介分析，以检验校服类型、NEAT相关行为与BMI之间的关联。

结果：正式校服与女性更高的BMI显著相关（Δ = 0.7 kg/m², p < 0.01），但在男性中未观察到该关联（p > 0.05）。中介分析提示，该关联可由较低的NEAT相关行为进行统计学中介[β_indirect = 0.123, 95% CI (0.054, 0.208)]，占总效应的60.3%。探索性亚组分析显示，在NEAT相关活动最低十分位的学生中，校服-BMI差异更大：在久坐行为最低活动层级中，同质组间体重指数差异从高活动女生中几乎可忽略的程度，扩大至观察到的1.3 kg/m²（p < 0.01）。

结论：在本研究人群中，正式校服与青春期女性较低的NEAT相关活动以及较高的BMI相关。这种关系在基线活动水平较低的学生中更为显著，提示限制性服装可能作为一种环境约束，影响自发性低强度活动。这些发现提示，在寄宿制学校环境中，促进活动友好的校服设计值得进一步研究。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聚焦寄宿制学校这一高度结构化环境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服装制度是否会通过影响日常自发活动，进而与青少年肥胖相关。现有青少年肥胖研究多将病因归结为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VPA）不足，但日常能量消耗并不只来自锻炼本身，非运动性活动产热（NEAT，指站立、走动、变换姿势、无意识小幅活动等所产生的能量消耗）同样是维持能量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在100%寄宿制学校中，学生饮食、作息、通勤与在校时间高度同质化，这为观察环境因素与身体活动、体重指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相对理想的场景。校服作为一种强制性、持续暴露的校园环境要素，可能通过材料弹性不足、剪裁限制、穿着不适以及由此引发的行动顾虑，抑制低强度自发活动，尤其可能对女性学生造成更明显影响。因此，有必要探讨正式校服是否会成为NEAT的环境约束，并进一步与BMI升高形成统计学关联。

围绕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在中国4所100%寄宿制中学中开展横断面多中心研究，纳入1,068名青少年，比较正式校服与运动校服两类强制着装制度下学生的BMI差异，并检验NEAT相关行为是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正式校服与女生较高BMI显著相关，而这一现象在男生中并不显著；同时，正式校服组显示出更低的NEAT相关活动水平，中介分析进一步提示，较低NEAT相关行为在校服类型与BMI关联中呈现明显统计学中介模式。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将青少年肥胖防控视角从“是否参加运动”扩展到“日常环境是否抑制自发活动”，提示校服设计可能是学校健康促进策略中值得重视的微环境因素，尤其对寄宿制学校女生群体具有现实启示。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横断面分层整群抽样设计，样本来自4所中国100%寄宿制中学。研究人员按学校强制校服政策将学生分为运动校服组与正式校服组；采用青少年NEAT问卷（ANQ）评估NEAT相关行为，并将年龄、身高及自报MVPA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另在久坐表型亚样本（n = 108）中，使用三轴加速度计连续7天记录活动，提取1.0–3.0代谢当量（METs）范围内的非运动步数和久坐时间，以对问卷结果进行初步客观校准。统计分析主要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双因素方差分析、PROCESS宏的中介分析（Model 4）与调节的中介分析（Model 7），并采用5,000次Bootstrap法估计95%置信区间。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通过“NEAT测量与验证”显示，自报NEAT评分在久坐验证亚样本中与加速度计指标具有初步收敛证据。正式校服组的NEAT问卷得分显著低于运动校服组；客观指标亦呈现一致模式，即正式校服学生每日非运动步数更少，久坐时间更长。这一结果说明，虽然ANQ尚不能被视为对整个队列的完整心理测量学验证工具，但在本研究中可作为NEAT相关行为的近似指标使用，并与客观活动数据方向一致。

在“校服类型与BMI的性别特异性关联”部分，研究人员首先观察到显著的性别×校服类型交互作用，提示校服与BMI之间的关系依赖性别而存在差异。分层分析显示，男生中运动校服组与正式校服组BMI无显著差异；而女生中，正式校服组BMI显著高于运动校服组，均值差为0.7 kg/m²，效应量为小效应。该结果支持正式校服与女生更高BMI相关，但不支持在男生中存在同样模式，说明正式校服的潜在影响具有明确的性别不对称性。

在“按NEAT活动水平分层的探索性亚组分析”部分，研究人员进一步考察基线自发活动水平是否影响校服-BMI关联强度。结果显示，在高NEAT活动女生中，两类校服之间BMI差异几乎不存在；在中等活动层级中，差异有所增大但未达统计学显著；在低活动层级中，正式校服组BMI显著更高；而在最久坐的最低10%女生中，组间差异扩大至1.3 kg/m²。这一模式说明，正式校服与BMI之间的关联在原本自发活动较少的学生中更为明显。论文明确指出，这一部分属于探索性发现，应理解为亚组模式，而非独立理论框架下的确认性证据。

在“中介分析”部分，研究人员以女性亚样本为对象，检验NEAT相关行为是否在校服类型与BMI之间起统计学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正式校服显著关联更低NEAT评分，而较低NEAT评分又显著关联更高BMI。校服类型对BMI的总效应显著；在纳入NEAT后，直接效应不再显著，而间接效应显著，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跨0，且中介比例为60.3%。这一结果表明，在女生中，正式校服与较高BMI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大部分可由NEAT相关行为降低来解释。

在“调节的中介分析”部分，研究人员进一步检验性别是否调节上述间接效应。结果显示，调节的中介指数显著，提示“校服类型→NEAT”的路径存在性别差异。条件间接效应分析发现，该间接效应在女生中显著，而在男生中不显著。这意味着正式校服经由NEAT相关行为影响BMI的统计学模式主要存在于女性学生中，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该研究关于性别特异性的核心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本研究的创新性在于将学校校服政策纳入青少年体重管理的环境解释框架，并在100%寄宿制场景下尽可能减少饮食、通勤和日程差异带来的干扰。研究人员认为，正式校服可能通过机械性限制与心理社会性约束共同影响女生的自发活动。机械层面上，非弹性面料、较硬结构以及裙装等特征可能限制步幅、髋部屈曲及姿势调整，降低日常动作自由度；心理社会层面上，端庄规范、姿态顾虑和穿着不适感可能进一步抑制跑动、攀爬或自由坐姿等行为。不过，论文同时明确指出，焦虑、自我客体化、穿着不适等心理变量并未被直接测量，因此这些机制只能被视为理论解释，而非经验性检验结果。

讨论还指出，加速度计结果显示正式校服组每日约少670步，且久坐时间多35 min/d，尽管单日差距看似不大，但若长期持续，可能形成累积性能量失衡，从而与BMI差异相关。研究人员据此提出，NEAT相关行为可作为MVPA之外解释学校环境中体重差异的重要补充视角。与此同时，作者对研究局限保持谨慎：横断面设计无法建立时间顺序和因果推断，不能排除反向因果；ANQ虽内部一致性可接受，但缺乏重测信度和因子结构检验；加速度计验证仅限于久坐亚样本，外推性有限；饮食摄入、社会经济地位、睡眠、青春期发育阶段以及学校娱乐政策等潜在混杂因素未被全面评估；研究对象为寄宿制学校，结果不宜直接推广至走读学校或其他教育情境。因此，研究人员强调，所观察到的校服-NEAT关系应被理解为间接行为证据，而非正式校服降低NEAT的直接证明。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提示，在该寄宿制学校样本中，正式校服，尤其是包含裙装和非弹性面料的设计，与女性青少年较高BMI相关。这种关联在统计上与较低NEAT相关行为的中介模式一致。探索性亚组分析进一步提示，在NEAT相关活动水平较低的学生中，校服-BMI关联更为明显。这些发现提示，校服设计可能是青少年健康研究中值得进一步考察的环境因素。从实践角度看，在寄宿制学校中，促进活动友好的校服设计值得关注，但在形成因果判断或政策建议之前，仍需要纵向研究或干预研究加以验证。未来研究应继续检验校服设计改变是否能够实质性影响NEAT相关行为及BMI随时间的变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