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Maternal Entertainment–Related and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Loneliness and Maternal Intolerance of Child 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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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母亲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PSU）可能无意中在儿童中塑造此类行为模式，并破坏母子互动质量。因此，探究潜在促成PSU的因素至关重要，如娱乐相关智能手机使用（Entertainment-related
摘要： 母亲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PSU）可能无意中在儿童中塑造此类行为模式，并破坏母子互动质量。因此，探究潜在促成PSU的因素至关重要，如娱乐相关智能手机使用（Entertainment-related smartphone use, ENT）、孤独感及母亲耐受子女痛苦的能力（即痛苦不耐受性；Distress Intolerance, DI）。研究人员使用1062名学龄前儿童母亲的数据，检验了孤独感和DI是否在ENT与PSU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结果显示DI（b = 0.046, p = .007）和孤独感（b = 0.083, p = .006）存在微小但有统计学显著性的调节效应，表明在DI水平和孤独感较高的母亲中，ENT与PSU的联系更紧密。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具有DI和孤独感等高危险因素的母亲，出于娱乐目的使用智能手机更易发展为PSU。然而，鉴于效应量较小且娱乐相关智能手机使用为单条目测评，应谨慎解释这些发现。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母亲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PSU）不仅损害母子互动质量（如频繁打断、降低回应敏感性），还可能通过模仿效应增加子女发展PSU的风险。补偿性互联网使用理论（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Theory, CIUT）认为，个体可能借助智能手机缓解负面情绪或逃避现实压力。娱乐性智能手机使用（Entertainment-related smartphone use, ENT）本是常态，但在伴有情绪或人际脆弱性因素时可能异化为PSU。既往研究表明孤独感（Loneliness）及一般痛苦不耐受（Distress Tolerance, DT）与PSU相关，但母亲特有的"对儿童痛苦的不耐受性（Intolerance of Child Distress, DI——指母亲难以承受孩子表现出的负面情绪状态的内在情感反应）"是否强化ENT向PSU的转化尚不清楚，且塞尔维亚样本中缺乏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明孤独感与母亲对儿童痛苦的不耐受性是否调节ENT与PSU间的关系。
二、关键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采用横断面在线问卷调查设计，样本来源于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市74所幼儿园通过Viber家长群招募的1062名学龄前儿童母亲（初筛1722份，剔除未知情同意、无智能手机、注意力检测未通过及未完成核心问卷者）。测评工具包括：单条目7点Likert自评ENT频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成瘾量表（Smartphone Application-Based Addiction Scale, SABAS；6题，Cronbach's α = .79）测PSU；修订加州大学洛杉矶孤独感量表（Revised UCLA Loneliness Scale, R-UCLA；剔除2道低相关题后18题，α = .88）；改编的父母对儿童痛苦不耐受量表（parental Distress Tolerance Scale for child distress, p-DTS）提取内部情感维度6题（α = .81）测DI。数据分析采用R语言PROCESS宏（Model 1）进行调节效应检验，预测变量与调节变量中心化，报告HC3稳健标准误及Bootstrap置信区间，并行离群稳健（MM-estimator）与加入人口学协变量的敏感性分析。
三、研究结果
Descriptives（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呈正偏态，PSU与ENT正相关最强（r中等偏高），DI与孤独感、PSU呈小至中度正相关。样本整体报告较低PSU、较低孤独感及较高儿童痛苦耐受度。
Moderation Analysis（调节分析）
模型1（DI为调节变量）：ENT与PSU的关系受DI调节（b = 0.0456, 95% CI [0.0124, 0.0788], p = .007；标准化β = .07），R2 = .32。简单斜率显示，DI越高（第84百分位），ENT对PSU的正向预测越强；DI低时该关联减弱。HC3与Wild Bootstrap及MM估计量均支持交互项显著性。
模型2（孤独感[Loneliness]为调节变量）：ENT与PSU的关系受孤独感调节（b = 0.0827, 95% CI [0.0235, 0.1420], p = .006；标准化β = .07），R2 = .33。高孤独感水平下ENT对PSU的预测作用更强，低孤独感下较弱。敏感性分析与替代计分法结果一致，加入年龄、教育程度、日均手机使用时数协变量后交互项仍显著（Bonferroni校正后p < .05）。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指出，ENT是PSU的强预测因子，且该关联在孤独感较高及母亲对儿童痛苦不耐受较高时增强，符合CIUT框架——高脆弱性母亲更易将娱乐性手机使用作为情绪补偿手段，长期可能形成适应不良应对模式并进展为PSU；高DI母亲还可能借手机回避育儿中的负面情绪，既影响自身PSU又可能干扰亲子互动。但需注意效应量小、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ENT为单条目测量、塞尔维亚版R-UCLA部分拟合欠佳及p-DTS为探索性结构等局限，结论需谨慎对待。未来需多文化纵向研究、完善量表验证及纳入育儿压力等变量。干预上可针对性提升母亲情绪调节与儿童痛苦耐受、促进线下社交联结以降低对手机的依赖，但目前仅为初步启示。
研究结论（译自原文Conclusion部分要点）：
娱乐性智能手机使用与母亲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SU）呈正向关联，且该关联在较高水平的孤独感及较高水平的母亲对儿童痛苦不耐受性下更强。两种调节效应虽具统计学意义但较小，应避免过度解读。母亲若同时存在孤独感高或难耐受孩子痛苦的特征，日常娱乐性手机使用更易演变为PSU。鉴于横断面设计与测量局限，结果需在未来严格设计中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