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Public Health》：Who funds research on pandemic preparedness? A global landscape of the last 25 years (2000–2025)
编辑推荐：
摘要
目的 大流行病防范对全球卫生安全至关重要，但其资金和机构格局仍未被充分描绘。研究人员旨在绘制过去25年间为大流行病防范研究提供资金的组织，并考察在COVID-19前、激增期和后激增期三个时期的变迁。
主题与方法 研究人员对Web of Scien
摘要
目的 大流行病防范对全球卫生安全至关重要，但其资金和机构格局仍未被充分描绘。研究人员旨在绘制过去25年间为大流行病防范研究提供资金的组织，并考察在COVID-19前、激增期和后激增期三个时期的变迁。
主题与方法 研究人员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WoS）中收录的940篇关于大流行病防范的文献（2000–2025年）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资金和机构数据被标准化并进行分析。
结果 研究呈现长期上升轨迹，在2020–2022年激增期出现显著峰值。主题重心从流感转向COVID-19主导。美国仍是主要贡献者，但激增期呈现出以中国为首的多元化趋势。主要的出版机构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 Tropical Medicine）。资金格局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SFC）和WHO主导。资金流分析显示，国内机构表现出高度的国家集中性，而WHO则支持地理分布多样的研究。研究主要面向公共与职业健康领域，其次是传染病和免疫学。
结论 大流行病防范研究的全球架构呈双轨特征：美国和中国的国内机构驱动研究体量，而WHO则促进地理多样性。资金的高度国家集中表明研究议程存在被高收入国家利益驱动的风险。打破“恐慌与忽视”循环需要转向支持中低收入国家分散研究能力的多边、公平的资助模式。
**论文解读：大流行病防范研究的全球资金格局演变（2000–2025）**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目的**
21世纪以来，全球遭遇了多次跨国的传染病暴发，包括2002–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2013–2016年的西非埃博拉病毒病（EVD）、2015年的寨卡病毒病（ZIKV），以及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这些事件造成了大量发病和死亡，并严重冲击了卫生系统和全球社会经济稳定。据估计，仅在美国，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累积损失就超过16万亿美元。这些多维影响表明，大流行病防范是卫生系统韧性和全球经济稳定的基础性要求。
然而，现有实证研究显示，资金动态塑造了防范能力，但资金分配不均，且依赖少数富裕政府和慈善行为者。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治理和分配中的结构性挑战（如碎片化、权力不对称和问责缺口），可能限制防范投资的公平分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大额资金流动，但地理分布模式相对稳定，表明现有架构可能加剧地理不平等。目前尚无研究系统性地绘制支持大流行防范科学研究的资助组织，因此全球研究融资的架构——包括其演变以及国内与国际资助者的不同角色——仍然未知。填补这一知识空白对于支持基于证据的资源分配和确保大流行间期全球卫生安全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研究人员旨在绘制过去25年间为大流行病防范研究提供资金的组织，考察COVID-19前、激增期和后激增期三个时期的变迁，从而首次提供基于出版物的全球资金格局系统图谱，为调整研究投资与全球防范需求提供基线。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oS）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检索策略限定在标题字段，检索词为“pandemic*”或“epidemic*”与“prevention*”、“preparedness”或“response*”邻近（最多间隔一个单词）。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仅纳入文章、综述或早期访问出版物。检索于2026年1月29日执行，获得1860条记录。经去重和年代筛选后，保留1857篇，其中50.62%（940篇）报告了至少一项资助组织信息。使用VantagePoint 11.0进行数据清洗和标准化，包括国家、作者隶属机构、作者关键词和资助组织字段。研究人员手动识别资助组织的来源国，并根据世界银行（WB）收入类别进行分类：高收入经济体（HIEs）、中上收入经济体（UMIEs）、中下收入经济体（LMIEs）和低收入经济体（LIEs）。多边实体（如WHO）归类为“全球组织”，超国家实体（如欧盟、非洲联盟）归类为“区域联盟”。出版国也按WB收入类别分类，并区分了组内合作（WGC：所有作者隶属同一收入组）和跨组合作（CGC：至少一位作者来自不同收入组）。
**研究结果**
**逐年研究产出**
研究呈现三个阶段：COVID-19前期（2000–2019年）为低波动期（复合年增长率CAGR 15.71%），尽管2012年出现过22篇的峰值；COVID-19激增期（2020–2022年）出版物大幅增长，2022年达到167篇（CAGR 51.25%）；后激增期（2023–2025年）增长显著放缓（CAGR 2.44%），提示可能回归“恐慌与忽视”循环的风险。
**主题重心转变**
关键词分析显示：COVID-19前期，主要疾病相关词为“influenza”（流感）；激增期，“COVID-19”成为主导（168条）；后激增期分布与激增期相似，但“influenza”降至3条。这一转变表明研究具有响应性而非前瞻性，通常针对特定病原体。
**地理分布与国家贡献**
COVID-19前期，美国是主要贡献者（62篇），其次是英国（21篇）和澳大利亚（18篇）。激增期，美国达到125篇，中国增幅最大（从12篇升至77篇），印度、南非、巴西等国也更为突出。后激增期，美国140篇，中国93篇，英国64篇，南非和巴西继续增长，而新加坡和越南产出下降。结果表明研究格局向多极化转变。
**出版机构**
COVID-19前期，主要出版机构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10篇）、WHO（9篇）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8篇）。激增期，WHO（22篇）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20篇）领先，新加坡国立大学（NUS）、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SHTM）和哈佛大学各12篇。后激增期，WHO维持22篇，伦敦大学学院（UCL）和北卡罗来纳大学（UNC）达到峰值，英国卫生安全局（UKHSA）出现，南非开普敦大学（UCT）和夸祖鲁-纳塔尔大学（UKZN）出版量上升，而JHU、墨尔本大学和埃默里大学下降。
**资助组织**
COVID-19前期，NIH（22篇）、CDC（13篇）和WHO（9篇）是主要资助者。激增期，资助提及增加，NIH（41篇）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27篇）领先，WHO（20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13篇）、欧盟（EU，11篇）和威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11篇）也显著增长。后激增期，NSFC（30篇）和WHO（24篇）达到峰值，NIH仍是主要资助者（38篇），同时CDC、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MGF）、英国国家健康与护理研究所（NIHR）、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NSSFC）和巴西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委员会（CNPq）的参与达到高峰。
**资金流与国家集中性**
资金流分析显示高度的国内集中：NIH主要支持美国研究（95篇），对英国（7篇）、加拿大（7篇）、中国（6篇）、瑞士（5篇）和南非（5篇）资助有限；NSFC主要资助中国研究（60篇）；其他国内机构类似。相比之下，WHO分布更广，支持瑞士（20篇）、美国（17篇）和英国（12篇）。
**跨收入组资金流**
高收入经济体（HIE）组织提供了最大支持（801篇文章），主要流向HIE国家（586篇）；也支持UMIE（105篇）、LMIE（76篇）和LIE（34篇），但大多流向同收入组。UMIE组织主要支持UMIE研究（222篇）。全球组织分布最广，支持HIE（50篇）、UMIE（21篇）、LMIE（27篇）和LIE（13篇）。LIE中仅4篇由LIE组织资助，而HIE资助34篇，全球组织资助13篇。外部资助的研究主要涉及跨组合作（CGC），例如HIE资助的UMIE文章中91%涉及CGC，其中87%包括HIE附属作者。
**研究领域分布**
资金主要集中于“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领域（283篇文章），其次是“传染病”（95篇）和“免疫学”（83篇）。WHO、NIH、NSFC、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IHR）和CDC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主要资助者。NSF侧重“科学与技术–其他主题”，CNPq侧重“微生物学”。经费向生物医学集中，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科受资助较少，反映出“生物医学的认识论霸权”。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大流行病防范研究格局在过去25年经历了显著变革。时间演化显示COVID-19激增期后增长放缓，可能标志“恐慌与忽视”循环的回归。主题重心从流感转向COVID-19，表明研究的反应性特征，依赖特定病原体，而非构建应对未知病原体的综合系统。地理和机构格局向多极化转变，美国仍领先，中国和南非机构作用增强。资金高度国家化，国内机构主要支持本国研究，导致对国际组织（如WHO）的依赖加重。WHO作为地理分布资金的关键推动者，支持了缺乏国内资金基础设施的国家，但仅有少数高收入行为者提供大部分资金，存在研究议程由高收入国家利益驱动、加剧全球卫生不公平的风险。跨收入组资金流显示，外部资金主要通过基于HIE机构的合作模式流动，而非直接加强中低收入国家的自主研究体系，这可能延续防范能力差距。此外，研究领域集中在生物医学，社会科学投入不足，限制了社会对复杂现实的全面理解。
**研究结论**
大流行病防范研究的全球架构呈双轨特征，美国和中国的国内机构驱动研究体量，而WHO促进地理多样性。资金的高度国家集中表明研究议程存在被高收入国家利益驱动的风险。打破“恐慌与忽视”循环需要转向支持中低收入国家分散研究能力的多边、公平的资助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