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ed Psychology》：Towards a concept of error tolerance culture: Entrepreneurship facilitator or societal risk ampl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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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了“错误容忍文化”这一概念及其测量方法，旨在推进对各国创业活动与风险相关结果跨国差异的理解。基于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效能（GLOBE）研究中58个国家的数据，研究显示，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错误容忍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测量指标，并具有双重含义：它一方
本研究提出了“错误容忍文化”这一概念及其测量方法，旨在推进对各国创业活动与风险相关结果跨国差异的理解。基于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效能（GLOBE）研究中58个国家的数据，研究显示，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错误容忍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测量指标，并具有双重含义：它一方面与国家间创业活动呈正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可能导致寿命缩短、事故增加和腐败的行为相关。所提出的错误容忍测量具有重要的研究工具潜力，能够促进对其收益与代价的检验，并揭示其与关键经济、制度及文化变量之间的关系。
该文发表于《Applied Psychology》，核心目标是在社会层面提出并验证“错误容忍文化”（error tolerance culture）这一跨文化构念，用以解释不同国家在创业活跃度、健康安全状况及制度运行结果上的差异。既有错误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强调错误管理（error management）能够通过促进错误识别、沟通、学习与损害控制来提升绩效、创新与安全。然而，社会如何整体性地看待错误、归因错误、容纳错误并对错误进行制度性规范，长期缺乏明确的文化框架。现有的“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文化紧密—宽松”（tightness–looseness）等维度虽然与风险、规范和结构有关，却并不能直接刻画社会对错误本身的规范性气候。因此，研究人员开展这项研究，是为了弥补跨文化应用心理学与国际商业研究中的这一概念空白，并检验错误容忍在社会层面是否同样呈现出类似双面神Janus的双刃剑特征。
研究人员将错误容忍界定为对错误与失误的积极接纳，即广泛承认人在追求目标过程中具有可错性。文章强调，错误并非单纯的积极资源，也并非单纯的负面偏差：一方面，错误可被视为学习、创造与改进的契机；另一方面，错误也可能造成灾难、健康危机、质量问题及绩效下降。正因如此，研究并未将错误容忍简单地等同于“好的文化”，而是明确检验其正向社会功能与负向社会后果。作者提出，在创业这一高度不确定、充满试错的活动中，较高的错误容忍可能降低羞耻、责难与失败污名，从而鼓励行动、实验与机会识别；但在交通、安全、医疗与廉洁治理等依赖标准执行与责任约束的领域，错误容忍也可能滑向对疏忽、违规乃至腐败的纵容，从而放大社会风险。
就研究方法而言，研究主要使用GLOBE项目58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实践数据，以“在这个社会中，人们通常对错误非常容忍/完全不容忍”这一条目构建错误容忍文化指标，并采用反向计分。研究人员进一步通过组内评分者一致性（r
wg）、组内相关系数ICC（1,1）与ICC（2,1）、跨样本“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以及区分效度分析，检验该指标的可靠性与独立性。随后将该构念与全球创业观察（GEM）、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社会进步指数（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V-Dem等数据库中的创业、财富、健康、安全与腐败指标进行相关、回归与曲线回归分析。此外，研究还补充纳入德国与爱尔兰两个新样本，以社会为参照对象测量相关构念，验证其聚合效度、区分效度与法则网络（nomological net）位置。
在理论背景部分，文章首先通过“不同分析层次上的错误容忍文化概念”指出，个体层面研究发现，人通常更能从错误中学习；团队层面研究表明，错误容忍有助于围绕错误开展开放沟通，并增强心理安全（psychological safety，指个体敢于表达与暴露失误的氛围）；组织层面研究则显示，错误管理氛围与盈利性、创新性和安全性相关。与此相比，社会层面的证据仍然有限，因此有必要将错误容忍上升为文化构念进行检验。接着，在“错误容忍与错误管理”部分，作者辨析了二者的关系：错误管理是一种更主动的取向，强调错误检测、损害控制、从错误中学习以及防止再犯；错误容忍则既可能支持这些过程，也可能仅意味着对错误的被动接受与常态化。正因这种区别，团队和组织层面的积极效应并不必然外推到社会层面。
在“错误容忍文化：走向经验基础”部分，研究首先说明了测量方式。研究人员从GLOBE数据中选取社会文化实践（As Is）而非价值（Should Be）指标，因为实践更能反映由社会规范压力塑造的真实行为方式。结果显示，新加坡、德国、法国和以色列的错误容忍得分较低，而委内瑞拉、赞比亚和菲律宾得分较高。随后在“错误容忍文化测量的评分者间一致性与重测信度”部分，研究发现58国平均r
wg为.78，超过常用阈值；ICC（1,1）= .13、ICC（2,1）= .95，说明国家间差异存在且国家内部共识较高。与Schl?sser等人在25国样本中相同条目的比较也显示，跨10—15年以上时间间隔，相关系数达到r = .57，提示该单项指标具有较强时间稳定性。
在“区分效度”部分，作者检验错误容忍是否只是既有文化维度的翻版。结果表明，错误容忍与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几乎不相关，说明它并不等于一般性冒险倾向；与内群体集体主义（in-group collectivism）呈中等偏高正相关，与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呈中等正相关，与GLOBE版本的不确定性规避呈显著负相关，但与Hofstede版本的不确定性规避无显著相关；与文化紧密—宽松也无显著相关。尽管错误容忍条目最初来自“人本导向”（humane orientation）量表，但其与修正后人本导向之间的平均相关仅为中等水平，且各国内部相关并不一致，因此可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构念。
在“主要发现”部分，第一项结果是“错误容忍文化与社会财富”。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测得的错误容忍与多个历史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总体呈负相关，且这种关系在1900、1925、1950、2000和2015年的数据中较为稳定。进一步控制1900年GDP后，错误容忍与1925年和1950年GDP变化呈正相关，而与2000年和2015年GDP变化呈负相关，提示社会财富与错误容忍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而非单向决定。更重要的是，曲线回归分析表明，错误容忍与财富之间呈U形关系：在低到中等财富区间，财富提高与错误容忍下降关联更强，而在极高财富国家中，错误容忍又有一定回升趋势。文章据此指出，经济发展可能塑造更放松的错误态度，但过高的错误容忍也可能反过来损害长期经济表现。
第二项结果是“错误容忍文化与创业”。这是全文最明确的正向发现。研究表明，错误容忍与创业机会感知、创业能力感知、创业意向、早期创业活动（TEA）及自雇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且男女自雇比例均同步升高；与此同时，社会公众也更倾向于将创业视为一种良好职业选择。这说明在对失败与失误较少责难的社会中，个体更可能采取主动行动，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创业过程。另一方面，错误容忍与员工型创业活动呈负相关，与“机会型/生存型创业比率”呈负相关，且与全球创新指数呈显著负相关。这提示高错误容忍社会虽然创业参与更广泛，但其创新形式未必表现为正式知识产权导向的高制度化创新。
第三项结果是“错误容忍文化与安全、健康和腐败”。这一部分集中体现了错误容忍的负面面向。研究显示，错误容忍越高，交通死亡率越高，感知犯罪率越高，个人安全感越低，凶杀率越高；同时，与户内外空气污染归因死亡、营养不良、儿童发育迟缓、婴儿死亡率均呈正相关，与预期寿命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在高错误容忍社会中，标准执行、风险控制与公共服务质量可能更为薄弱。腐败方面，错误容忍与政治腐败指数显著正相关，与腐败控制显著负相关。作者据此提出“从错误容忍到违规容忍的滑坡”（slippery slope）问题：由于外部观察者往往难以区分无意错误与有意违规，社会若对偏离标准行为总体持宽容态度，可能会削弱对违规与腐败的谴责与问责。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研究进一步将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紧密性与风险偏好纳入回归模型，与错误容忍进行“竞争性解释”比较。结果显示，无论是解释GDP、创业活动、交通死亡、凶杀率、预期寿命还是政治腐败，错误容忍都能贡献额外解释量，而这些相近文化变量并未显示同等稳定的解释力。随后，研究用德国与爱尔兰两个自招募样本进行了补充验证。结果表明，错误容忍与错误管理文化正相关、与错误规避文化负相关、与责难负相关、与宽恕正相关，并与主动性氛围（climate for initiative）正相关、与行动犹豫负相关，支持其与创业相关动机氛围之间的理论联系。在爱尔兰样本中，错误容忍还与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呈正相关，进一步支持其可能与不道德行为宽容相连接的观点。
在讨论部分，作者将这一研究概括为对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扩展：错误容忍是一个可与既有文化维度区分的社会层面构念，并与创业、财富、健康、安全和腐败等关键社会结果系统相关。其最突出的积极意义在于促进创业，因为创业本质上伴随试错、实验和不确定性，较高错误容忍可降低失败污名并释放行动倾向。其最突出的消极意义则在于放松责任与标准约束，进而影响公共安全、医疗质量、生命预期及廉洁治理。作者进一步指出，错误容忍与错误管理必须严格区分：前者可能只是被动接纳错误，后者则要求主动检测、学习、修正和损害控制。也正因为如此，团队与小型组织中错误容忍作为错误管理组成部分所展现的积极效应，在大型组织乃至社会层面并不必然成立。大规模社会系统依赖高度分工、标准化流程与稳定预期，小错误也可能因系统复杂性而产生灾难性后果，因此社会层面可能更需要将一定程度的错误预防与责任控制纳入制度框架。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通过在社会层面引入错误容忍这一文化构念，推进了跨文化研究，对社会如何感知并回应错误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研究结果表明，错误容忍不仅在经验上区别于既有文化维度，而且与创业、社会财富、健康、安全及腐败等关键社会结果存在系统关联。与理论预期一致，错误容忍具有Janus式双面性：一方面，较高的错误容忍与创业活动指标正相关，说明对错误更具接纳性的态度能够降低失败恐惧、鼓励主动性，并促进不确定环境中的试验；另一方面，这种对错误的接纳态度在过度时也会产生负面后果，表现为交通与健康领域的疏忽、对标准的较弱遵循，以及滑向对腐败等违规行为的容忍。研究还表明，错误容忍与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且依赖情境的：经济发展可能促进更为容忍错误的态度，但过高水平的错误容忍反过来也可能因削弱问责与质量标准而损害长期经济表现。这些发现强调，错误容忍本身既非天然有益，也非天然有害，其影响取决于它是否与学习、责任和控制机制保持平衡。此外，本研究也凸显了区分错误容忍与错误管理的必要性。错误管理意味着包含检测、学习和纠正的主动取向，而错误容忍则可能体现为一种更被动的错误接纳。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何低层次分析单元中的积极效应并不必然推广至社会层面。总体而言，该研究是错误容忍文化概念化与测量的第一步，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精炼构念，并考察其与制度和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从而更深入理解社会如何在人类可错性的接纳与标准、安全、问责的维持之间实现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