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赫拉曼马拉什地震后未直接暴露医学生的抑郁与焦虑

《Discover Public Health》：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unexposed medical students following the Kahramanmara? Earthquake

　　

摘要
引言
自然灾害可对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地震尤其与严重的心理后果相关，包括抑郁和焦虑发生率升高。2023年，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Kahramanmara?）发生了震级为7.7和7.6的强烈地震。根据官方报告，此次地震造成31,643人死亡、80,278人受伤。许多个体在较长时间内未获救援。然而，对于间接受影响人群——例如家庭成员位于灾区的学生——其心理影响仍缺乏研究。

方法
本横断面研究纳入129名医学生。研究人员收集了社会人口学数据，并采用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和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评估心理健康状态。

结果
该校约25%的医学生参与了本研究。在129名应答者中，35人（27.13%）报告称其因家庭受灾而受到地震的间接影响。在该组中，45.71%表现为中度抑郁，而未受影响组该比例为22.34%。受影响学生的平均抑郁评分较高，但存在一定变异。此外，37.14%的受影响学生报告存在重度焦虑，而未受影响组中该比例为13.9%，提示可能存在一种趋势，但尚不足以确立因果关系。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受灾家庭成员形成的自然灾害间接暴露与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增加相关，且女性学生表现出更高的焦虑水平。这些结果强调，在地震发生后，高校有必要为间接受影响的学生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支持。

该文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聚焦于2023年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Kahramanmara?）地震后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人群，即未亲历灾害现场、但家庭成员直接受灾的医学生。研究背景在于，既有灾后心理健康研究主要集中于幸存者、直接暴露者或救援人员，已较充分表明地震可显著增加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等问题；但对于“间接暴露”人群，尤其是与受灾家庭具有紧密情感联系、同时承受学业与职业发展压力的大学生，其心理负担尚缺乏充分证据。论文指出，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提示家庭中的急性应激可扩散至其他成员，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则说明家庭核心资源受威胁或丧失时，个体可能进入持续担忧与资源次级流失的循环；同时，继发性创伤应激（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概念也为理解此类非直接暴露者的心理痛苦提供了框架。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回答一个明确问题：家庭受灾这一“间接暴露”状态，是否会使未直接暴露于地震现场的医学生出现更高水平的抑郁与焦虑，并考察性别、学业状态、营养状况和兴趣爱好等因素的关联。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设计，以Kars Kafkas University全体522名医学生为邀请对象，最终129名学生完成调查，构成自愿参与的便利样本（convenience sample）。所有参与者均为土耳其公民，且均未直接暴露于灾害现场；所谓受影响组，是指其家庭成员在地震中遭受财产或住房损失等后果。研究人员收集社会人口学信息，并使用贝克抑郁量表（BDI）和贝克焦虑量表（BAI）评估症状水平；采用Shapiro-Wilk检验确认变量分布后，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影响因素。除地震影响状态外，回归模型同时纳入性别、学业状态、营养状态和爱好参与情况等变量。

研究结果部分可按原文小标题进行概括。

3.1 受影响与未受影响参与者的患病率、人口学信息及临床特征
该部分主要比较两组学生的人口学和心理症状差异。129名参与者中，87名为女性（67.4%），42名为男性（32.6%）；约27.13%的参与者报告其家庭成员受到地震后果影响。描述性结果显示，家庭受灾的学生在抑郁和焦虑上的症状水平更高：受影响组中度抑郁比例为45.71%，高于未受影响组的22.34%；重度抑郁比例分别为11.42%与7.44%。焦虑方面，受影响组重度焦虑比例为37.14%，明显高于未受影响组的13.89%。此外，受影响学生在职业满意度、学业成功感、学业压力及同伴影响不确定性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利倾向，但这些分类变量差异并非均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该部分的核心结论是：即使没有直接身处灾区，若家庭成员受灾，学生群体中较高负担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仍更常见。

3.2 焦虑与抑郁症状
该部分主要通过非参数检验和相关分析，考察地震影响状态与症状评分之间的统计关联。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表明，地震影响状态与抑郁、焦虑水平均存在显著关联（p＜0.05）。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焦虑评分与抑郁评分之间存在正相关（r = 0.587，p＜0.001），属于较大效应量，提示两类情绪问题在该样本中明显共现。进一步分析表明，抑郁与兴趣爱好、学业成功、职业满意度、家庭收入和营养状况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这些条件越不理想，抑郁水平往往越高。焦虑则与学业压力、同伴压力及职业满意度存在显著相关。该部分说明，间接灾害暴露并非孤立影响因素，学生的学习体验、生活方式和主观满意度同样与心理症状密切相关。

3.3 线性回归分析：焦虑与抑郁的预测因素、样本特征及模型概览
这一部分的重点在于，在同时控制多个变量后，检验地震间接暴露是否仍是独立预测因素。研究人员分别建立以BDI总分和BAI总分为因变量的两个标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统一纳入5个预测变量：地震影响状态、性别、学业状态、营养状态和爱好参与情况。该部分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描述组间差异，还尝试识别与症状严重度独立相关的因素。

3.3.1 抑郁的预测因素
抑郁回归模型整体达到统计学显著，F(5, 123) = 2.72，p = 0.023，可解释抑郁评分9.9%的变异（R² = 0.099，调整后R² = 0.063）。其中，地震暴露状态是更高抑郁评分的显著独立预测因素，B = 5.32，SE = 1.84，t = 2.89，p = 0.005，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1.67, 8.98]。学业状态呈现接近显著的趋势，提示学业不利可能也与抑郁程度升高相关，但在本样本中未达到传统显著性标准。性别、营养状态和爱好参与未显示显著预测作用。该小节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即便控制若干常见社会心理变量后，家庭受灾所致的间接暴露仍与更高抑郁症状独立相关。

3.3.2 焦虑的预测因素
焦虑回归模型同样显著，F(5, 123) = 3.13，p = 0.011，可解释焦虑评分11.3%的变异（R² = 0.113，调整后R² = 0.077）。地震暴露状态与更高焦虑评分相关，B = 7.12，SE = 2.38，t = 3.00，p = 0.003，95% CI为[2.42, 11.83]。此外，性别也是显著预测因素，B = 5.33，SE = 2.28，t = 2.35，p = 0.021，95% CI为[0.82, 9.84]，提示女性学生焦虑评分更高。学业状态、营养状态和爱好参与未达显著。该小节表明，相较于抑郁，焦虑对间接灾害暴露和性别差异表现得更为敏感；在本研究样本中，女性和家庭受灾学生构成更需关注的亚群体。

讨论部分围绕上述结果进行了收束。研究人员认为，本研究的独特价值在于，将灾后心理健康研究从“直接暴露者”扩展到“家庭受灾但本人未在现场”的医学生群体。结果显示，这一群体中抑郁和焦虑症状更常见，提示灾害心理影响可沿家庭关系和情感联系传播，而不局限于地理上的亲历。研究还指出，焦虑可能尤其反映了对灾区家庭成员持续安危不确定性的预期性担忧。关于性别差异，论文强调女性在灾害前后通常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本研究结果与既有文献一致。与此同时，尽管营养、爱好等变量在相关分析中与心理状态存在联系，但在回归模型中并未构成显著独立预测因素，提示这些因素的作用可能较为复杂，或受样本量与测量方式限制。研究也明确承认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建立因果顺序、样本仅来自医学生群体、潜在混杂因素无法完全排除，以及主要依赖量表而非临床访谈进行评估。因此，研究结论更适合被理解为“存在关联”的证据，而非因果证明。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为：研究结果提示，家庭成员的地震暴露状态可能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关，在本样本中女性学生似乎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些观察结果表明，高校在灾害发生后可考虑向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支持与资源，即便这些学生并未直接受到灾害冲击；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阐明这些关系。总体而言，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强调，灾后心理干预对象不应仅限于直接幸存者或现场暴露者，还应覆盖与受灾家庭紧密相连的间接受影响学生群体，为高校建立更具针对性的灾后心理支持机制提供了初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