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es》：Tax Incentives and Firms’ Decision on Innovation and Export: Case from Chinese Listed Advanced Manufa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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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应用双变量probit模型（bivariate probit model）对中国上市先进制造企业面板数据，调查税收激励与企业出口和研发（R&D）决策之间的关系。估计显示，增值税退税（VAT refund）和所得税扣除（income tax deducti
本研究应用双变量probit模型（bivariate probit model）对中国上市先进制造企业面板数据，调查税收激励与企业出口和研发（R&D）决策之间的关系。估计显示，增值税退税（VAT refund）和所得税扣除（income tax deduction）分别与企业出口决策和启动研发决策正相关。关于企业出口决策，增值税退税与研发企业的出口决策关联程度远大于非研发企业。然而，所得税扣除与企业研发决策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企业规模。对于大型企业，所得税扣除与出口企业启动研发活动的关联程度相对大于国内企业；而对于小型企业，所得税扣除与国内企业启动研发活动的关联程度远大于出口企业。该研究表明，税收激励与企业成为出口商和研发企业的决策之间的关系因企业状态和规模而异。
本研究解读基于论文《Tax Incentives and Firms’ Decision on Innovation and Export: Case from Chinese Listed Advanced Manufacturers》，发表于期刊《Economies》。以下内容严格依据原文浓缩，不包含推测或额外信息。
**研究背景与问题**
中国经济正从资本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重点发展高技术制造业以提升创新能力。同时，政府通过出口高技术产品维持出口驱动型经济。为此，中国提供税收激励（如增值税退税和所得税扣除）以刺激企业的创新与出口活动。然而，现有文献多分别探讨税收激励与研发（R&D）或税收激励与出口的关系，较少同时研究税收激励、创新与出口三者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研究缺口值得关注，因为中国政府的激励政策旨在通过创新促进出口，从而保持制造业的持续增长与竞争力。因此，本研究探讨税收激励是否与企业从非研发（非出口）企业转变为研发（出口）企业的决策相关，并分析企业规模在其中的异质性作用。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应用双变量probit模型（bivariate probit model）对中国上市先进制造企业面板数据（2004-2023年，共1748家企业的14,971个观测值）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增值税退税（VAT refund）与企业成为出口商的决策正相关，且对研发企业的影响远大于非研发企业；所得税扣除（income tax deduction）与企业成为研发企业的决策正相关，且其关联程度取决于企业规模。对于大型企业，所得税扣除与出口企业启动研发的关联大于国内企业；对于小型企业，所得税扣除与国内企业启动研发的关联大于出口企业。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激励与企业成为出口商和研发企业的决策之间的关系因企业状态和规模而异。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bivariate probit model），由出口方程和研发（R&D）方程组成，通过允许误差项相关来提高估计效率。样本来源于中国上市先进制造企业（基于《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15个行业），数据来自中国股票市场与会计研究数据库（CSMAR）和万得经济数据库（Wind EDB），时间跨度为2004-2023年。政策变量为滞后一期的增值税退税（VAT refund）和研发费用所得税扣除（income tax deduction），以缓解反向因果问题。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资本劳动比、企业规模、全要素生产率（TFP，采用GMM方法估算）、市场份额、所有权虚拟变量等。所有名义变量以2020年不变价格进行平减。
**研究结果**
*3.1 数据和变量*
通过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和状态转移矩阵分析发现，出口企业和研发企业占总样本的72%和88%，且企业频繁改变出口与研发状态，变化频率因企业规模而异。小型企业状态变化更频繁，大型企业保持状态的比例更高（出口保持率72%，研发保持率80%）。这一观察促使研究人员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聚焦企业规模异质性。
*3.2 总样本估计结果*
双变量probit模型的估计显示，两个方程的误差项显著正相关（1%显著性水平），表明出口与研发存在共同未观测因素，需联合估计。滞后一期研发（R&D (t-1)）在出口方程中显著为正，表明研发促进出口；但滞后一期出口（Export (t-1)）在研发方程中不显著或负向，说明出口不一定带动研发，这可能反映了大量非研发出口商的存在。政策变量方面：增值税退税（VAT）与成为出口商的概率正相关；所得税扣除（Deduction）与成为研发企业的概率正相关。边际效应分析表明，增值税退税对研发企业成为出口商的边际效应（0.02）大于非研发企业（0.002）；所得税扣除对出口企业成为研发企业的边际效应（0.009）略大于非出口企业（0.007）。增值税退税增加340万元，非研发企业成为出口商的概率增加2%，研发企业增加20%，总增加22%；所得税扣除增加150万元，非出口企业成为研发企业的概率增加7%，出口企业增加9%，总增加16%。
*3.3 企业规模异质性*
将样本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企业（按营业收入划分）后，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分样本估计显示：增值税退税的边际效应在所有规模组中均为正，且对研发企业成为出口商的影响（0.018~0.022）远大于非研发企业（0.002~0.005）。所得税扣除的边际效应因规模而异：大型企业中，对出口企业成为研发企业的影响（0.011）大于国内企业（0.005）；小型企业中，对国内企业成为研发企业的影响（0.022）远大于出口企业（0.006）；中型企业无显著差异。例如，小型企业增值税退税增加33万元，成为出口商的概率增加24%；所得税扣除增加18万元，成为研发企业的概率增加28%。
**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指出，结果存在以下注意事项：第一，研究虽使用滞后变量缓解内生性，但未采用2SLS等方法直接处理，因此应视为变量间关联而非因果。第二，样本仅覆盖上市企业，不能推广至所有中国企业。第三，由于伴生参数问题，模型未能包含企业固定效应。第四，研究未直接检验税收激励是否转化为可持续竞争力，若企业仅为获取补贴而决策，则影响可能短暂。第五，政策的总福利效应需考虑政府收入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超出本研究范围。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估计结果表明，增值税退税和所得税扣除分别与企业出口决策和研发决策正相关。对于国内非研发企业，其成为出口商或研发企业的决策与所得税扣除的关联大于增值税退税。对于出口研发企业，其维持出口与研发行为的决策与增值税退税的关联大于所得税扣除。增值税退税与企业成为出口商决策的关联对于研发企业远大于非研发企业，而所得税扣除与企业成为研发企业决策的关联不依赖于企业出口状态。关于企业规模异质性，对于大型企业，所得税扣除与出口企业成为研发企业的关联大于国内企业；对于小型企业，所得税扣除与国内企业成为研发企业的关联大于出口企业。然而，增值税退税与企业成为出口商决策的关联始终对研发企业更大，不受企业规模影响。同时，所得税扣除与小型非出口企业成为研发企业的关联最强，而增值税退税与中型研发企业成为出口商的关联最强。这些结果表明，税收激励与企业成为出口商和研发企业的决策之间的关系因企业状态和规模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