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Sociodemographic Paradoxes and Enrollment Differences in In-Person Versus Online Recruitment to a Mobile Health Smoking Cessation Intervention for Food-Insecure Adults: Secondary Analysi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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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关于（1）采用面对面与在线招募方式招募至戒烟随机对照试验（RCT）的个体在社会人口学、心理社会或吸烟相关方面的差异，或（2）这两种方法的相对招募速度，尚知之甚少。这项二次分析首次在针对食物不安全人群（一个特别脆弱的特殊人群，戒烟尤为紧迫）的戒烟RCT中考
背景：关于（1）采用面对面与在线招募方式招募至戒烟随机对照试验（RCT）的个体在社会人口学、心理社会或吸烟相关方面的差异，或（2）这两种方法的相对招募速度，尚知之甚少。这项二次分析首次在针对食物不安全人群（一个特别脆弱的特殊人群，戒烟尤为紧迫）的戒烟RCT中考察了这些比较。目的：比较（1）面对面与在线招募至一项针对食物不安全人群的戒烟RCT的参与者的基线社会人口学、吸烟相关和心理社会特征；以及（2）筛查、资格和入组率。方法：参与者通过平板电脑（面对面）或个人电子设备（点击在线广告后）完成简短的资格问卷和基线评估。资格要求：过去30天内使用过食品援助，每天吸烟≥5支，并愿意在入组后7天内尝试戒烟。使用卡方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分类变量）以及双尾t检验（连续变量）比较反应。结果：在线招募的入组者报告了更高的食物不安全（均值4.5，标准差1.9 vs 均值3.0，标准差2.3；P<.001），且更可能拥有高中以上学历（69% vs 49%；P<.001），家庭收入≥2万美元（46% vs 36%；P=.03），以及非西班牙裔白人（77% vs 50%；P<.001）。在线招募者表示戒烟动机较低（沉思梯（Contemplation Ladder）；均值7.2，标准差2.4 vs 均值8.0，标准差2.8；P<.001）和戒烟自我效能较低（均值20.5，标准差8.0 vs 均值23.2，标准差8.6；P<.001）。在线招募者还报告了较低的主观社会地位（均值4.6，标准差2.0 vs 均值5.9，标准差2.2；P<.001）、更大的经济压力（均值17.9，标准差6.3 vs 均值16.2，标准差6.6；P=.004）、更多的抑郁症状（均值8.6，标准差6.3 vs 均值7.4，标准差6.1；P=.04）、更大的孤独感（均值6.0，标准差2.1 vs 均值5.2，标准差2.0；P<.001）、较低的韧性（均值19.5，标准差5.1 vs 均值20.5，标准差4.3；P=.02）、较少的酒精滥用（27% vs 37%；P=.02）以及更多的过去30天大麻使用（25% vs 15%；P=.01）。在线入组率更高（每月64.8人；n=324）高于面对面（每月7.7人；n=178）。尽管面对面与在线招募的筛查合格比例相似（79% vs 75%；P=.10），但合格的在线个体更可能入组（71% vs 49%；P<.001）。结论：本研究首次在针对食物不安全人群的戒烟RCT中比较了按招募方式（面对面与在线）划分的基线参与者特征，并评估了这两种方式的相对招募速度。在线和面对面招募者在人口学和社会心理上存在差异，且在线招募与更快的累积速度相关。这些发现为戒烟干预（尤其是针对食物不安全个体的干预）的招募策略提供了信息。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吸烟是美国可预防性发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尽管总体吸烟率持续下降，但在社会经济弱势群体中下降更为缓慢。食物不安全人群（即缺乏稳定获得充足食物以维持健康活跃生活的人群）面临独特的戒烟挑战，其食物安全水平受购买力（主要源于工资、政府转移支付及家庭构成）影响，而烟草支出会挤占包括食物在内的基本必需品开支。食物不安全不仅是经济压力和心理健康困扰的关联因素，还通过尼古丁的食欲抑制效应和负性情绪缓解机制独立预测吸烟状态与强度，并可能阻碍戒烟成功。因此，亟需针对食物不安全个体开展循证戒烟干预。然而，招募此类特殊人群（如癌症患者）参与戒烟随机对照试验（RCT）极为困难，既往研究显示招募接触者的合格率常低至个位数。以往针对拉丁裔美国人、宫颈癌幸存者等特殊人群的戒烟RCT比较了不同招募方式，结果矛盾：例如，在线招募的宫颈癌幸存者教育程度更高，但吸烟行为无差异；而针对拉丁裔人群的大规模招募中，大众招募入组者社会经济地位更低。然而，针对食物不安全人群的面对面与在线招募比较尚属空白。为此，研究人员利用一项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资助的移动健康戒烟干预RCT数据，开展二次分析，旨在：（1）比较面对面与在线招募的入组者在基线社会人口学、吸烟相关和心理社会特征上的差异；（2）评估两种招募方式的筛查、资格及入组率差异。该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该研究基于一项自身为随机对照试验（RCT）的二次分析。原始RCT评估了全自动智能手机递送干预（自动治疗[AT]）与联结州戒烟热线（标准治疗[ST]）的疗效。参与者为报告当前吸烟且近期接受食品援助（如食品银行、电子福利转账[EBT]或食品券）的成年人。面对面招募于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在佛罗里达州中西部86个地点的食物分发活动中进行，由研究协调员组成的团队（通常2-4人）进行246次招募访问；在线招募于2024年2月至6月通过全国性社交媒体（如Facebook和Instagram）及搜索引擎广告进行，采用广告合作伙伴开发的机器学习算法定位目标人群。所有评估均通过REDCap（研究电子数据捕获）在线完成，参与者随访12个月。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关键方法包括：（1）样本来源：面对面招募依托与Feeding Tampa Bay的合作，在佛罗里达州中西部食物分发点进行；在线招募通过全国性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广告，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基于社交网络、在线搜索、健康网站及患者社区聚合数据进行定位。（2）数据分析：使用卡方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比较分类变量，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连续变量；效应量以Cohen d（连续变量）和Cramer V或比值比（分类变量）评估；采用层次线性回归分析，在控制人口学协变量后检验招募方式对食物不安全的独立预测作用；采用Little的完全随机缺失（MCAR）检验评估缺失数据模式，并通过链式方程多重插补进行敏感性分析。
研究结果：
**基线数据**
通过比较面对面与在线入组者的基线问卷数据发现：在线招募者报告的食物不安全评分显著更高（均值4.5，标准差1.9 vs 均值3.0，标准差2.3；d=0.74，P<.001），其中64%被归类为“极高食物不安全”（vs 37%）。在线招募者更年轻（45.7岁 vs 52.9岁）、更多为女性（77% vs 66%）、非西班牙裔白人（77% vs 50%）及LGBT+群体（18% vs 6%），且教育程度和收入更高。然而，在线招募者的戒烟动机（沉思梯[Contemplation Ladder]均值7.2 vs 8.0）、戒烟自我效能（均值20.5 vs 23.2）和主观社会地位（均值4.6 vs 5.9）更低，而经济压力（均值17.9 vs 16.2）、抑郁症状（均值8.6 vs 7.4）、孤独感（均值6.0 vs 5.2）更高，韧性更低（均值19.5 vs 20.5）；物质使用方面，在线招募者过去一年酒精滥用更少（27% vs 37%），但过去30天大麻使用更多（25% vs 15%）。Benjamini-Hochberg程序控制假发现率（FDR）后，除典型香烟类型、吸烟起始年龄和抑郁症状外，其余差异仍显著。
**招募**
在线招募的月入组率为64.8人（共324人，5个月），而面对面招募为7.7人（共178人，23个月）。尽管面对面与在线招募的筛查合格率相似（75% vs 79%，P=.10），但合格的在线个体更可能完成入组（71% vs 49%，P<.001）；在完成资格筛检者中，在线入组率（56%）高于面对面（37%）。
**参与者流程**
多数潜在受访者在预筛阶段被排除：面对面招募中，12,691名接触者中96%未完成资格筛检，主要原因是不吸烟（11,344人）；在线招募中，2,574名点击广告者中78%被排除，主要原因是未接受食品援助（1,094人）或无法联系（502人）。在线招募的筛检至入组中位时间更短（1天 vs 2天），接触尝试次数更少（中位0次 vs 1次）。
**干预与对照交付**
现场访问在23个月内获得178名入组者；在线招募在5个月内获得324名入组者，最终样本量为502人。
**不良事件**
试验期间未报告不良事件，未触发任何停止规则。
**辅助分析**
Little的MCAR检验提示数据并非完全随机缺失（χ2
32=52.9，P=.01），但多重插补后的汇集结果与完整病例分析结论一致。探索性层次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人口学协变量（模型1）解释了食物不安全9.8%的变异（R2=0.098），加入招募方式后（模型2），模型拟合显著改善（ΔR2=0.053，P<.001），且招募方式（在线 vs 面对面）与更高食物不安全独立相关（b=1.22，P<.001），表明组间食物不安全差异不能仅由人口学特征解释。
讨论总结及研究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指出：面对面与在线招募入组者在基线特征上存在重要且有时矛盾的差异。面对面招募者虽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但报告了更低的孤独感、更高的韧性、更少的抑郁症状及更高的主观社会地位，可能反映了其更强的社区参与和来自信任机构（如Feeding Tampa Bay）的支持；而在线招募者尽管食物不安全更严重，但教育程度和收入更高，并且表现出更低戒烟动机和更差心理社会状况。这可能与自我选择（主动点击广告 vs 被动接触）及技术熟悉度有关。此外，探索性分析表明食物不安全差异并非单纯由人口学特征导致。研究建议采用双重招募策略（结合面对面与在线方式）以覆盖更广泛的食物寻求人群，并指出未来需评估招募方式对干预效果和随访完成情况的潜在影响。研究结论翻译：“在进行这项二次分析之前，尚未在针对食物不安全人群的戒烟RCT中检验面对面与在线入组参与者的基线特征差异以及两种方法之间的招募速度差异。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本研究是在特定试验背景下进行的描述性比较，而非一种招募方式优于另一种的强证据。尽管如此，在开展针对食物不安全人群的戒烟干预试验时，同时使用两种招募策略可能扩大覆盖范围，尽管本RCT显示两种方法的入组速度可能差异显著。此外，结合在线和面对面策略可能使样本更接近吸烟且食物不安全人群的底层分布。本研究通过提供具体结果，为设计和实施针对特殊人群（尤其是食物不安全个体）戒烟试验的研究人员提供了RCT招募策略的证据基础。此外，考察治疗效应和随访完成状态是否受招募方式影响，对于理解通过在线与面对面方法从该人群招募的潜在实质意义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