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Emotional intelligence shapes the motivational direction of en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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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通常被标记为一种消极情绪，但研究区分了良性嫉妒——其激发自我提升，以及恶意嫉妒——其激发敌意与贬低。尽管这两种形式均不愉悦，但它们在动机后果上存在差异。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已与适应性情绪功能相关联，但基于能力的情
嫉妒通常被标记为一种消极情绪，但研究区分了良性嫉妒——其激发自我提升，以及恶意嫉妒——其激发敌意与贬低。尽管这两种形式均不愉悦，但它们在动机后果上存在差异。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已与适应性情绪功能相关联，但基于能力的情绪调节是否能预测嫉妒的动机取向尚不明确。在法国成人社区样本（N = 442）中，研究人员考察了在QEg（Generalized QEPro Ability Measur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QEg）模型框架下评估的基于绩效的情绪调节能力是否能预测良性嫉妒和恶意嫉妒，同时控制了依恋取向、自尊、年龄和性别。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情绪调节能力正向预测了良性嫉妒（β = 0.165；SEM中β = 0.192），但与恶意嫉妒无显著关联。进一步的潜在SEM比较表明，情绪调节能力与良性嫉妒的关联显著强于与恶意嫉妒的关联。对额外QEg六项能力的探索性分析显示，情绪调节能力与良性嫉妒的关联最为突出。这些发现表明，情绪调节能力可能影响不愉快情绪的功能方向，而非其发生或强度，从而将嫉妒导向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结果。
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嫉妒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比较情绪，通常被贴上“消极情绪”的标签，然而近年来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嫉妒包含良性嫉妒和恶意嫉妒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形式。两者虽均具有不愉悦的情感效价，却在动机方向上呈现根本性差异：良性嫉妒促进自我提升和向上追求，而恶意嫉妒则引发敌意、贬低和试图削弱他人优势的冲动。这一区分催生了一个核心科学问题——为何同一种不愉悦的情绪体验有时激发建设性努力，有时却导致破坏性人际反应？研究人员推测，动机方向可能部分取决于情绪相关的认知能力，特别是解释和调节情绪信号的能力。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为此提供了理论解释框架。
当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尽管情绪智力与心理适应、人际功能和适应性应对密切相关（Mayer et al., 2016; Schlegel & Mortillaro, 2019），但多数研究使用自我报告概念化情绪智力，且很少区分良性嫉妒和恶意嫉妒。现有研究虽发现情绪智力与嫉妒存在关联，但这些研究将嫉妒视为单一整体构念，未区分两种形式，且主要依赖自我报告而非基于绩效的情绪能力评估。因此，具体情绪能力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嫉妒激活后的动机方向，仍然不清楚。本研究的开展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理论与方法学空白，探索基于能力的情绪调节能否将嫉妒的动机轨迹从人际敌意重新导向建设性自我提升。
研究人员的核心工作、结论及意义。该论文发表于《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研究旨在探讨基于绩效的情绪调节能力是否预测良性与恶意嫉妒，假设情绪调节能力应主要与良性嫉妒正向关联，而与恶意嫉妒关联较弱或无关联。研究采用法国社区成人样本（N = 442），通过在线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核心结论为：情绪调节能力显著正向预测良性嫉妒，但不显著预测恶意嫉妒，且这种与良性嫉妒的关联性显著强于与恶意嫉妒的关联。这一发现表明，情绪智力可能并非减少不愉快情绪本身，而是塑造其功能方向，使之导向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结果。
主要技术方法说明。研究采用横截面调查设计，样本为通过社交媒体和在线问卷招募的442名法语成人。核心预测变量为基于绩效的情绪调节能力，通过QEg（Generalized QEPro Ability Measur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模型的情境判断项目评估，该项目要求被试从四种情绪调节挑战情境中选择最有效的调节策略。结果变量为良性嫉妒和恶意嫉妒，采用良性与 malicious嫉妒量表（Benign and Malicious Envy Scale, BeMaS）测量。控制变量包括依恋焦虑和回避、自尊、年龄和性别。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层级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SEM）以及路径系数等才是最好的比较检验。
研究结果部分。
QEg表现性情绪调节能力及描述性统计。情绪调节能力（正解比例，范围0-1）与良性嫉妒呈正相关（r = 0.147, p = .002），与恶性嫉妒无关（r = 0.032, p = .517）。恶性嫉妒与依恋焦虑正相关、与自尊负相关。这些相关模式揭示了两种嫉妒形式的分离性：调节能力随建设性嫉妒路径而变，而恶意嫉妒则与不安全感相关的 disposition 关联更强。
QEg情绪调节能力正向预测良性嫉妒。在控制依恋维度、自尊、年龄和性别后，情绪调节能力显著正向预测良性嫉妒（β = 0.165, 95% CI [0.074, 0.255], p < .001），但并未显著预测恶性嫉妒（β = 0.077, p = .089）。这表明基于能力的调节并非与“较少嫉妒”总体相关，而是与一种建设性的不愉快社会比较情绪形式相关。
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验证差异路径。为解释测量误差，研究人员估计了良性嫉妒和恶意嫉妒为不同潜在因子的SEM模型。模型拟合良好（χ2(80) = 129.37, CFI = 0.957, TLI = 0.944, RMSEA = 0.037, SRMR = 0.038）。情绪调节能力到良性嫉妒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显著（β = 0.192, p < .001），而到恶意嫉妒的路径较小且不显著（β = 0.098, p = .070）。路径系数等值检验显示这两条路径显著不同（Δχ2(1) = 6.74, p = .009），支持了差异路径模型。
QEg其他能力的探索性分析表明，情绪调节能力是正正态嫉妒的最强预测因子。这一结果需谨慎解读，详细数据见补充材料。
讨论部分的总结。研究支持了情绪功能观，表明情绪调节能力可能影响嫉妒的动机后果而非减少不愉快情感本身。从评估理论（appraisal theory, Lazarus, 1991）角度，良性嫉妒更可能出现在向上比较被感知为信息性和可控时，而恶意嫉妒则出现在比较被视为威胁且应对潜能较低时。基于能力的调节可能正通过支持做的事，支持选择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或注意力分配（attentional deployment）等策略来将动机反应重新导向自我提升。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能力或许不在于个体是否体验嫉妒，而在于这种情绪是朝向建设性自我提升还是对抗性人际反应展开。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两条部分独立的心理路径：良性嫉妒似乎在向上比较既具激励性又可管理时出现，情绪调节能力较高且自尊较高的个体可能将他人优势解读为可引导自我提升的挑战；而恶意嫉妒则更多与威胁相关的倾向性有关，特别是依恋焦虑和低自尊。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控制了依恋取向和自尊，情绪调节能力仍选择性地与良性嫉妒相关联，表明嫉妒的动机取向不仅反映人格不安全感，也反映选择有效情绪调节策略的认知能力。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截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方向，可能是反复经历建设性嫉妒反应强化了调节推理能力；情绪调节能力测量较短（4个项目），未来需更大项目库的测量工具；样本中女性占88.5%，性别不平衡限制了结果的普遍性；在线社交媒体招募可能导致自选择偏差。
研究结论的翻译。本研究通过证明基于能力的情绪调节预测嫉妒的建设性而非破坏性表达，为离散社会比较情绪研究做出了贡献。研究结果凸显了一个重要概念区分：不愉快情绪并非固有适应不良，其后果取决于个体如何解读和调节它们。通过整合情绪智力、评估理论和依恋研究的视角，研究结果表明嫉妒的动机取向反映了人际威胁敏感性倾向和情绪反应认知调节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安全感相关倾向可能增加向上比较被视为威胁的可能性，而情绪调节能力似乎并不决定个体是否体验不愉快情绪，而是塑造这些情绪展开的方向——即将嫉妒引向建设性自我提升而非人际敌意。具体而言，情绪调节能力高的人更可能将嫉妒体验转化为自我改进的动机，而不是对抗性或贬低他人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