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情境中的社会教育矛盾性：马普切语境下学校教师与学生的比较分析

《Behavioral Sciences》：Socio-Educational Ambivalence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Schools in Mapuche Contexts

　　

本研究旨在比较马普切语境下学生与教师在社会教育及文化矛盾性多个维度上的差异。研究采用横断面定量设计，纳入智利南部地区小学和中学的546名参与者（284名学生和262名教师）。研究人员使用社会教育与文化矛盾性量表（Escala de Ambivalencia Socioeducativa y Cultural, EASC）评估矛盾性，并通过两步聚类分析识别矛盾性剖面，继之以2×2阶乘多元方差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角色×民族）。结果揭示三种不同的矛盾性剖面（低、中、高），在所有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多元分析显示角色（Pillai's trace = 0.230, F (6, 537) = 26.67, p < 0.001, η²_p = 0.230）和民族（Pillai's trace = 0.108, F (6, 537) = 10.86, p < 0.001, η²_p = 0.108）均具有显著主效应，但多元交互作用不显著（p = 0.104）。教师在六个维度中的五个维度上报告的矛盾性水平高于学生，而马普切参与者在大多数维度上的得分高于非马普切参与者。这些发现表明，矛盾性是教育系统的一种结构性条件，其分布因行动者的位置而不均衡，并在涉及教学中介的角色中加剧。研究启示指向跨文化教育改革特别是教师教育领域结构性变革的必要性。

该研究聚焦智利马普切（Mapuche） Indigenous 地区的跨文化教育困境，探讨社会教育与文化矛盾性（socio-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mbivalence）在不同教育行动者间的分布差异，论文发表于《Behavioral Sciences》。

研究背景方面，智利自1996年实施跨文化双语教育计划（Programa de Educación Intercultural Bilingüe, PEIB）以来，跨文化教育政策对教学实践、课程内容及学校系统中权力关系的结构性转型影响有限。学校系统仍以欧陆中心主义的单一文化理性（monocultural rationality）运作，再生产知识殖民性（coloniality of knowledge）。在此背景下，马普切地区的学校经验不能仅从学业准入或成就指标理解，而需考虑不同知识系统共存所产生的文化、认知与情感张力。研究人员将这种张力概念化为"社会教育与文化矛盾性"，即教育行动者身上同时存在的潜在矛盾的价值、认知与情感取向。尽管矛盾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缺乏比较性定量研究来分析其在跨文化教育行动者中的分布，故本研究旨在比较学生与教师在马普切学校语境中的社会教育与文化矛盾性。

研究人员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基于南部智利拉阿劳卡尼亚大区（La Araucanía Region，85.1%）和洛斯拉戈斯大区（Los Lagos Region，14.9%）小学及中学的546名参与者（284名学生、262名教师）样本队列，运用EASC量表进行测量；采用两步聚类分析（two-step cluster analysis）识别矛盾性剖面，以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和BIC变化幅度（ΔBIC）及轮廓系数确定最优聚类数；运用2×2阶乘MANOVA以教育角色（教师vs.学生）和民族（马普切vs.非马普切）为固定因素，六个矛盾性维度为因变量，Box's M检验协方差矩阵同质性后采用Pillai's Trace为主要统计量，继之以单变量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和简单效应分析。

研究结果部分，"描述性统计"显示教师在各维度得分普遍高于学生，马普切参与者高于非马普 the 参与者，马普切教师得分最高而非马普切学生最低，F1（情境与文化知识整合）、F2（学校-社区联结与知识动员）和F6（文化仪式参与与混合化空间）维度组间差异尤为明显。"多元效应分析"证实教育角色和民族均存在显著多元主效应，角色效应强于民族效应，但角色与民族的多元交互作用不显著，表明两因素主要呈相加而非交互作用。"马普切参与者内的简单效应"进一步显示，即使限制于同一民族背景比较，马普切教师在F1、F2、F3和F6维度仍显著高于马普切学生，F4和F5无显著差异，说明教师较高的矛盾性并非仅由民族因素驱动。"矛盾性剖面识别"通过两步聚类分析获得三簇最优解（BIC = 1425.90; ΔBIC = ?301.80; 轮廓系数 = 0.40），分别为低、中、高矛盾性剖面，三者在所有六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呈单调梯度（高>中>低）。"聚类组成"分析表明，高矛盾性剖面中教师比例（38.9%）高于学生（28.9%），低矛盾性剖面中学生比例（27.5%）高于教师（9.5%）；马普切参与者更多集中于高矛盾性剖面（39.4%），非马普切参与者更多处于中矛盾性剖面（54.1%）；女性高矛盾性剖面比例（37.4%）高于男性（27.8%）。卡方检验确认聚类成员与角色、民族、性别均显著关联（均p < 0.001）。

研究结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社会教育与文化矛盾性构成跨文化教育的结构性条件，其强度随行动者的制度位置和社会文化位置而变化。教师和马普切参与者并非经历根本不同形式的矛盾性，而是对多种教育理性共存所产生的认知和教育张力具有更高暴露水平。矛盾性远非缺陷表征，而可能是跨文化教育生活的固有条件和核心维度，是教育行动者参与文化多样性、制度期望与竞争性知识形式之间持续协商的 indicator。这一视角有助于更复杂地理解跨文化教育，并强调在文化多元社会中承认矛盾性作为教育经验中心维度的必要性。研究人员同时指出研究局限：横断面设计无法因果解释矛盾性的发展；研究限于智利南部特定跨文化区域，推广性受限；依赖自陈量表反映的是感知而非教育实践的直接观察。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质性方法及涉及其他 Indigenous 群体的比较分析，并纳入父母/照护者以获取更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