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十年再审视：建筑师-规划师、公共住房与新加坡的非殖民化

《Planning Perspectives》：First decade revisited: architect-planners, public housing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Singapore

　　

摘要：由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自1959年起连续统治下的新加坡民族国家所宣扬的官方基础叙事——“新加坡故事”中，政府住房与发展委员会（HDB）的公共住房计划长期占据核心地位。然而近年来，这一叙事日益受到来自不同视角的学者们的质疑。本文以一份鲜为人知的、与PAP政府早期相关的住房档案文件库中的详细一手证据，补充并深化了这些学者的修正主义论述。本文聚焦于建筑师和规划师在指导性PAP-HDB体系中的作用，强调该体系机会主义地规避了建筑环境专业人士、主流公务员和政治家之间的界限划分。文章的三部分结构反映了PAP统治初期阶段的剧烈波动。第一部分“解构”简要追溯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殖民秩序最终崩溃过程中住房与规划的作用。随后的两部分“稳定”与“重构”展示了HDB，尤其是其建筑师-规划师，如何首先重新嵌入，然后彻底重塑了住房体系及建筑“现代主义”，以服务于接替它的后殖民政权。

**论文解读：第一个十年再审视——建筑师-规划师、公共住房与新加坡的非殖民化**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论文发表在《Planning Perspectives》，探讨了新加坡公共住房发展史上一个关键但常被简化的时期：人民行动党（PAP，People’s Action Party）执政的第一个十年（约1959-1970年）。长期以来，官方“新加坡故事”将住房与发展委员会（HDB，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的公共住房计划描绘为由PAP政府以坚定意志和一致性主导的、国际无与伦比的集体“家园建设”成就。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如Loh Kah Seng、Chang Jiat-Hwee、Chua Beng Huat）的修正主义研究开始质疑这一“掌控叙事”，强调殖民体系的延续性、政策修补的即兴性以及应对危机的偶然性。本研究正是为了补充和深化这些观点，通过挖掘此前未被充分研究的早期PAP政府时期住房档案文件，揭示建筑师和规划师在这一体系中的真实角色，并论证PAP-HDB体系如何机会主义地模糊了建筑专业人士、公务员与政治家之间的界限，从而服务于后殖民政权的建设。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它挑战了既有的单一叙事，揭示了新加坡公共住房发展背后充满即兴创作、冲突与危机的复杂历史，为理解后殖民国家如何挪用并重构殖民时期的现代主义技术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技术与方法**

为开展研究，作者主要采用了以下方法：1）**档案研究**：系统查阅并分析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中一份此前未被充分利用的、与PAP政府早期住房政策相关的档案文件库（包括HDB内部备忘录、会议记录、通信等）。2）**历史分析**：对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的殖民与后殖民政治、社会变迁进行梳理，将住房政策置于更广阔的非殖民化与民族国家构建背景下。3）**比较研究**：将新加坡情况与同时期殖民地香港及英国的住房与规划实践进行对比，突出新加坡的特殊性。4）**访谈与口述史**：引用了对HDB前官员（如Alan Choe、Lim Hoon Yong）的访谈记录，以补充档案证据。研究样本来源于HDB早期档案，不涉及具体的试剂或培养操作。

**研究结果**

**解构：殖民秩序的瓦解与SIT的局限**
研究指出，在1950年代，随着英国殖民权威的衰落，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T，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在住房与规划方面陷入瘫痪。由George Pepler主导的“总体规划”试图推行低密度的田园城市式人口疏散，但缺乏有效的土地征用和财政权力。与此同时，违法搭建的“甘榜”（kampongs）蔓延，火灾频发，而SIT的应对迟缓和财政限制使其难以遏制。1956年McNeice委员会报告建议成立独立的“住房管理局”，最终在1959年PAP上台前夕通过了《住房与发展委员会条例》，但殖民政府的“马来西亚化”（Malayanisation）政策导致大部分外籍专家离职，造成严重的知识与管理断层。

**稳定：PAP的应急反应与HDB的组建**
研究显示，PAP掌权初期（1959-1960年）并未展现出“掌控”姿态。首任国家发展部长王永元（Ong Eng Guan）的激进、混乱作风加剧了SIT-HDB交接的混乱。直到王永元于1960年6月被清除后，李光耀扶植商人林金山（Lim Kim San）出任HDB主席，才开启“稳定化”阶段。林金山迅速清除了王永元的政治任命者，并任命侯永昌（Howe Yoon Chong）为首任首席执行官，采取了强调产出、无视规则的机会主义管理方式。HDB的财务安排极其混乱，依赖政府不计后果的赤字融资，实际上推行“空白支票”政策。在建筑上，Teh Cheang Wan（时任首席建筑师）继承了SIT的低成本一房式设计，但以“五年计划”为名义加速建造，优先追求数量以满足政治生存需求。

**重构：后独立时代的体系重建与土地革命**
研究强调，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HDB的角色从应急修补转向永久性系统建设。1966年《土地征用法》成为转折点，赋予国家以低于市场价的“受限制”补偿标准强制征地的权力，彻底解决了土地供应瓶颈。该法令与城市更新“场地出售计划”及中央公积金（CPF，Central Provident Fund）挂钩的“居者有其屋”（HOPS，Home Ownership for the People）计划结合，形成了一个闭合的住房金融与土地供应体系。在规划上，联合国专家团队（如Winsemius）推动了从Pepler田园城市到高密度“环城”新镇（如大巴窑、宏茂桥）的战略转变。建筑师如Teh Cheang Wan、Alan Choe和Liu Thai Ker通过“改良设计”、引入地标性点式塔楼和加强环境治理（如植树运动、“花园城市”理念），逐步提升住房质量与社区秩序。然而，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对低层马来甘榜的强制迁移、对低收入群体的挤出以及对社区自治的组织化控制。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HDB第一个十年的成功并非源于单一、完美的“掌控叙事”，而是由一系列政治危机（如左派分裂、马来亚合并与分离、1964年种族骚乱）驱动的即兴“政策修补”产物。例如，1961年河水山（Bukit Ho Swee）大火被视为“天赐良机”，不仅提供了土地，更被政府塑造为团结民族的宣传基石。研究结论强调，新加坡案例表明，西方现代主义规划技术可以彻底“非殖民化”，被后殖民政权主动挪用，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种族关系调解和经济发展等非西方语境下的目标，而不再带有隐含的文化殖民色彩。这种“完全解放的、后殖民特征”是通过一种将议会制与威权领导结合的、从英国移植到亚洲发展主义语境的政治治理体系实现的。然而，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的特殊性和李光耀个人化的微观管理也限制了其历史经验的可推广性。最终，基于详实的档案证据，本文揭示了HDB创始十年中政府决策过程内部普遍存在的即兴创作与冲突，从而摒弃了固化的“完美掌控”幻觉，赋予这段历史更复杂、人性化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