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可持续性的免疫：挪威与瑞典COVID-19案例研究

《Sustainability: Science, Practice and Policy》：Immunity as sustainability: the case of COVID-19 in Norway and Sweden

　　

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话语中，"被维持（sustained）"的对象是什么？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的典型概念化往往忽视排斥、界限与主权，从而引出了"何种或何人被维持的界限何在"这一疑问。各类共同体与不同层级的政策虽存在，但若无局限、分割或排斥，如何能维持共同体？任何社会的延续问题都是其构成性问题。能够长期自我维持的社会必须发展出持久的制度，集体负责对成员之生存、福利与福祉的照护。这些本质上是与治理人口相关的生命政治（biolitics）关切，然而生命政治（biopolitics）在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话语中大体缺席。自古以降，治国便被类比于治身，以人体为政治身体（body politic）之喻，"免疫（immunity）"正是贯穿此类比的核心概念与隐喻。本文旨在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语境下，引入免疫（immunity）这一概念作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al）路径，来探讨"何者被维持及如何被维持"。为阐明将免疫（immunity）与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结合思考之效用，本文考察挪威与瑞典对新冠疫情（recent COVID-19 pandemic）初始阶段的分歧政策应对。

论文解读：《作为可持续性的免疫：挪威与瑞典COVID-19案例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既有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指社会共同体得以长期维持自身存在与再生产的公平、参与及福祉条件）概念虽强调公平、正义、参与和福祉，却普遍缺乏对其边界、排他性及主权维度的考量——即忽视了"谁被纳入、谁被排除"这一构成共同体的前提性问题。现有定义多回避"社会靠何种界限与排斥机制来维系自身"的根本议题，也鲜少涉及负责保障这些条件的主体（国家、制度）与生命政治（biopolitics，指以人口的生命与健康为核心治理对象的政治技术）。与此同时，自古典时期起，"治国如治身"的政治身体（body politic，将国家比作人体的政治隐喻）类比中，"免疫（immunity，源自拉丁语munus'义务'，原指免除义务之特权，后引申为界定内外边界、保护机体/共同体完整性的机制）"始终是连接医学与政治的核心隐喻。Metchnikoff将生物体防御系统命名为immune system（免疫系统），正是将此政法—神学概念移植入医学。本文基于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哲学（immunitas/communita辩证），主张免疫是使社会可持续性成为可能的条件——无边界、无排斥则无共同体可谈。研究人员以挪威与瑞典对COVID-19疫情的不同应对策略为案例，将生命政治（biopolitics）视角补入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理论 discourse，探讨"何者被维持、如何被维持及靠何种免疫机制"。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理论性跨学科（政治理论/可持续性科学）案例分析。研究人员首先通过概念史梳理，追溯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定义中缺失的界限与主权维度，回顾自古希腊至福柯（Foucault）的"身体—国家"类比及免疫（immunity）在法学、神学、政治与医学中的语义演变（侧重Esposito之《Immunitas》论述）。继而选取毗邻且制度文化相似的挪威（Norway）与瑞典（Sweden）为比较案例，收集两国2020年COVID-19初期防疫政策文本、公共卫生机构声明、主流媒体社论（如瑞典《Dagens Nyheter》）及事后官方委员会报告，从制度（宪法紧急权差异）、认知（流行病预案与证据评估取向）、文化（个人主义/共识/例外主义）三层面解析两国策略分歧，并以免疫（immunity）作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al）透镜重读其对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之影响——包括公共辩论中出现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vs"群体人文主义（herd humanism）"及挪威dugnad（志愿协作共同体精神）话语。

三、研究结果

Social sustainability and sovereignty（社会可持续性与主权）

既有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定义（如Partridge归纳之生活质量、公平、代际关注、民主参与）未指明提供并捍卫这些价值的责任主体（主权国家或制度），也未追问共同体最初靠何种排斥性实践（边界划定、成员资格控制）才得以成立。研究人员指出，引入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与免疫（immunity）概念可为此空白提供理论资源：社会可持续性不仅关涉内部公平，也预设了对"他者"的界限与排除——这是共同体自我延续的条件。

Medicine and politics（医学与政治）

自古希腊Hippocrates"流行病（epidemic）""危机（crisis）"术语转入政治词汇，至17世纪流行病学（epidemiology）兴起与18—19世纪统计—人口学发展，医学、生物学话语成为生命权力（biopower）技术，使国家治理人口之"生命"正当化。Foucault由此提出以"生命"与"人口"为新政治对象，完成生物转向（biological turn），为本文将医学免疫模型移植入政治分析奠基。

Immunology and biopolitics（免疫学与生命政治）

Esposito分析免疫（immunity）为典型生命政治（biopolitical）概念：罗马法immunitas即免除公共义务（munus），与共同体（communitas，共享义务）形成辩证张力——私域/公域相互构成。现代免疫学从"战争隐喻"（入侵—攻击—消灭）转向"识别—耐受—共存"，Haraway与Tauber亦强调免疫系统核心是身份界定（identity）与环境动态互动，而非单纯杀灭外来物。研究人员借Esposito框架主张：社会可持续性可用免疫逻辑理解——共同体须具辨别内/外、包容/排斥并调节自身反应的机制。

Immunity and transgression（免疫与越界）

免疫功能在于设限与控界（如罗马法meum et tuum"我的与你的"之私有产权划分），法律保护私有亦界定公民身份边界。法律与神学中，禁令创造罪的可能性，救赎依赖牺牲（基督论类比）——暗示共同体延续可能要求部分牺牲或排除。此即免疫之"否定否定"逻辑，同理适用于国家借边界、禁令维持存续。

COVID-19 in Norway and Sweden（挪威与瑞典之COVID-19应对）

两国目标均为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与保护脆弱人群，但策略光谱不同：挪威倾向抑制（suppression）——2020年3月12日关闭学校、关闭部分边境、禁超5人聚集、近乎强制居家办公、宣布紧急状态（Corona Act）；瑞典倾向缓疫（mitigation）——保持学校开放、公共场所开放至50人上限、软性建议居家办公、较晚且部分开放边境、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Authority, PHA）具较大行政自主权且无宪法紧急授权。死亡人数瑞典显著高于挪威。解释分三层面：①制度——挪威宪法允紧急状态宣告，瑞典否；挪威政府曾通过Corona Act获扩权（未实际援引）；瑞典PHA具执行权并由state epidemiologist领衔。②认知——挪威预案假设更高住院数偏谨慎；瑞典坚持严格随机对照试验（RCT）证据门槛致多数非循证措施不采纳（被评"过度循证主义"），挪威采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③文化——瑞典被析为"带社会契约之个人主义"、共识文化（不愿公开批评当局）、例外主义（视己为道德超级强权），高信任度两国共有但不单独解释差异。瑞典国内出现前国家流行病学家Annika Linde之批评及22名研究者联署公开信；群体内辩论分裂为"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与"群体人文主义（herd humanism）"两极化。挪威公共话语主打dugnad（民族志愿协作精神），号召"全国dugnad"遵守限聚——此概念同样内含共同体边界（非成员不享召唤）。

Social sustainability and immunity（社会可持续性与免疫）

若将COVID-19政策视为免疫应答，则同时针对外部威胁（病毒、污染者、跨国阴谋论）与内部威胁（死亡、医疗崩溃、社会撕裂）。挪威以较严管制+国家责任模式（暂时牺牲学童在校社交换取整体压峰）；瑞典以宽松建议+个体责任模式（保持学校开放以减社会成本，但养老院老人高死亡率被视为脆弱群体未被充分免疫保护）。两种皆属"社会免疫（social immunity）"配置，反映不同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侧重——挪威偏共同体福祉优先的国家干预，瑞典偏个体自主与长期社会运转不中断。PHA曾称全封锁"不可持续（not sustainable）"因恐致心理疾病与家暴上升，显示"可持续性"本身在免疫逻辑中被权衡。

Whose sustainability?（谁的可持续性？）

借Ursula Le Guin短篇小说隐喻与瑞典报章"关闭瑞典以拯救瑞典"，研究人员指出免疫逻辑必含牺牲/排除——挪威以部分儿童/青少年社交受限为代价，瑞典以老年/体弱者高死亡为代价。两者均借界限与限制维系共同体，但保护对象与豁免对象各异。"最自由或最可持续"无单一答案；免疫机制过激（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均可能伤及欲护之身体/社会。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浓缩）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话语长期忽略界限、排斥与主权——即共同体"自身延续"所需之免疫（immunity）机制。借助"身体—国家"类比及Esposito免疫哲学，将COVID-19防疫政策解读为不同生命政治（biopolitical）免疫应答：挪威实施较强国家主导的外部边界封闭与内部规管（suppression-oriented immunity），瑞典实施较弱边界管控而倚赖个体自律与机构自治（mitigation-oriented immunity）。两种策略反映不同"何者被保护、何者可被牺牲"的价值排序，共同表明——无某种形式的免疫装置（界限划定、包容/排斥运作、制度性保护），便无可持续之社会共同体。引入免疫（immunity）作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al）范畴补入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理论，有助于明示其暗含的主权、边界与治理维度，是对现有discourse之重要理论拓展。本研究发表于《Sustainability: Science, Practice and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