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ent Social Sciences》：Soft law or hard law? Quantitative evidence from the legalization of ASEAN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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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盟(ASEAN)一体化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典型的政府间制度实践范例。然而，随着东盟规范性框架日趋细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东盟正逐渐向规则导向的区域治理模式转型。现有研究虽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但缺乏定量证据。为弥补此不足，研究人员借鉴Abbo
摘要： 东盟(ASEAN)一体化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典型的政府间制度实践范例。然而，随着东盟规范性框架日趋细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东盟正逐渐向规则导向的区域治理模式转型。现有研究虽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但缺乏定量证据。为弥补此不足，研究人员借鉴Abbott等人提出的"法律化(Legalization)"概念，对1,273份东盟文件进行编码分析，揭示东盟制度化进程的特征与演化逻辑。研究结果显示，法律化总体水平呈双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三维度(Obligation义务、Precision精确性、Delegation授权)呈现非对称格局，特征为"中等精确性、低义务、低授权"。历时分析表明，2008年《东盟宪章(ASEAN Charter)》生效是转折点，此后法律化呈现非线性、阶段性波动。Beta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成员国间经济异质性(Economic Heterogeneity)与外部经济开放度同法律化呈正相关，而国内政治不确定性(Political Uncertainty)与之呈负相关。这些结果表明，东盟制度化是成员国在深化区域合作与维护主权之间进行持续动态权衡的结果。
论文解读：Soft Law or Hard Law?——东盟文件法律化的定量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既有关于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存在两派观点：现实主义者认为东盟受"东盟方式(ASEAN Way)"——即强调不干涉内政、共识决策及主权至上——约束，长期依赖非正式、无约束力的软法(Soft Law)，导致制度化水平低；建构主义与部分自由制度主义者则认为冷战后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逐步向更具约束力的规则体系演变，2008年《东盟宪章(ASEAN Charter)》的颁布被视为重要里程碑。然而，现有文献多局限于静态定性分析与个案研究，缺乏对东盟整体规范性文件法律化程度(Legalization)——涵盖Obligation（义务）、Precision（精确性）、Delegation（授权）三维度——的系统性定量测度与动态演化分析，亦未实证检验影响其变异的关键制度与政治因素。为此，研究人员构建大规模原创数据集，采用Abbott et al.(2000)的法律化框架对1967年至2025年间通过的1,273份东盟核心文件进行条款级量化评分，旨在回答：(1)东盟文件法律化的整体模式与历时演变特征；(2)何种制度与政治因素共同塑造了法律化程度的差异。该文发表于《Cogent Social Sciences》。
二、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Law, CIL)数据库中收录的东盟成立以来至2025年4月间的1,273份具规范或政治意义的东盟文件（含条约、协定、宣言、谅解备忘录等六大门类，共计30,096项条款）为样本队列。依据Abbott et al.的法律化三维框架构建五级(0–1分，步长0.25)条款评分细则，采用基于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RAG)与思维链提示(Chain-of-Thought Prompting, CoT)的大语言模型辅助编码，并以专家标注2611条条款为基准校验(Kappa>0.78)。文件层面法律化综合指数L(Legalization)=0.4×O(Obligation)+0.35×D(Delegation)+0.25×P(Precision)。核心自变量包括：以Fraser研究所《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测度的成员国政策偏好分歧/经济异质性(Economic Heterogeneity)；以V-Dem数据库五年滚动标准差均值测度的国内政治不确定性(Political Uncertainty)；以KOF全球化指数法定(de jure)经济开放度均值测度的外部多边制度嵌入度(External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控制变量含政策领域虚拟变量、条款数（文件复杂度）、年度文件产出量及分阶段扩员哑变量。因被解释变量为(0,1)区间连续比例且偏态异方差，选用Beta回归(Beta Regression)为主模型，辅以OLS与分数Logit(Fractional Logit Model, FRM)及年份固定效应、年度聚类稳健标准误做稳健性检验。
三、研究结果
4.1. 东盟文件法律化程度的整体分布(Overall distribution of the degree of legalization in ASEAN instruments)
通过直方图与核密度估计显示，1,273份文件法律化均值0.308（整体偏低），呈显著双峰分布：第一峰位于0.15–0.30（多为宣言、声明等政治性软法文件），第二峰位于0.40–0.55（多为协定、公约等具一定约束力文件），右尾延伸至约0.75（极少数高度法律化文件）。三维度箱线图显示均值分别为Precision 0.46、Obligation 0.33、Delegation 0.15，整体呈"中等精确性—低义务—低授权(Moderate Precision, Low Obligation, and Low Delegation)"的非对称格局，反映东盟方式下对灵活性与主权自治的坚持。双峰分布印证假设H1：低法律化文件占主导，特定政策领域（尤经济领域）选择性出现较高法律化安排，是成员国有意识平衡主权与合作的产物。
4.2. 东盟文件法律化程度的演化趋势(Evolutionary trend of the degree of legalization in ASEAN instruments)
以五年移动平均绘制年度法律化均值时序线图，结合年度文件产出柱状图显示：1967–2008年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反映从松散政治磋商向更规则化治理过渡；2008年《东盟宪章》生效后，此前升势明显放缓甚至略有回落，呈阶段性非线性波动(Phase-based Fluctuation)，支持假设H2。回落原因并非制度化倒退，而是既有三大支柱规范框架相对完备后，东盟制度重心由规范扩张转向既有框架的落实与实施（后续多为修订、补充协议等较低法律化文件）。关键节点包括：1992年新加坡宣言与东盟自贸区(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启动推动上升；1997年金融危机催化《巴厘第二协约(Bali Concord II)》与共同体建设愿景；2007年《东盟宪章》签署标志准宪法性文件诞生，但其后新增文件多为实施性低法律化文书。
4.3. 影响东盟文件法律化程度的主因与机制(Main factors and mechanisms influencing the degree of legalization in ASEAN instruments)
Beta回归结果(n=1253)显示：经济异质性(β>0, p<0.01)、外部经济制度开放度(β>0, p<0.01)正向显著影响法律化；政治不确定性(β<0, p<0.05)负向显著影响法律化；政策领域（经济类文件法律化更高）与六成员国扩员阶段显著，其余控制变量不显著。支持假设H3、H4、H5。边际效应分析：经济异质性每增1个标准差，预测法律化升约0.023；政治不确定性从低到高波动使预测值降约0.076；外部经济开放度影响最大，跨度引致预测值升约0.108。稳健性检验（替代指标测度、替换OLS/FRM模型、加入年代固定效应及年度聚类标准误）结果方向一致且显著性稳定。典型案例如1977年《东盟特惠贸易安排(ASEAN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PTA)》低法律化→1992年《共同有效优惠关税(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CEPT)协议》中法律化→2009年《东盟货物贸易协定(ASEAN Trade in Goods Agreement, ATIGA)》较高法律化体现经济异质性与可信承诺需求驱动；2021年缅甸危机下《五点共识(Five-Point Consensus)》低法律化体现政治不确定时倾向保留灵活性；WTO《争端解决谅解(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DSU)》规范扩散促使2004年《增强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Enhance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EDSM)》借鉴其上诉与反向一致规则体现外部制度嵌入压力。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
研究表明，东盟文件法律化呈以低法律化为主、辅以特定领域较高法律化的双层结构及"中等精确性、低义务、低授权"的非对称三维配置，此乃成员国在深化区域合作与维护主权间持续动态权衡之产物。法律化历时轨迹为先升后平/微降的非线性阶段特征，《东盟宪章》为转折点，其后重点转至既有规范落实。经济异质性与外部多边制度嵌入度助推法律化，国内政治不确定性抑制法律化。东盟未走欧盟超国家一体化道路，而是在政府间框架内渐进、差异化地平衡主权约束与合作深化。
结论(Conclusion)： 本研究核心贡献是将Abbott等人的"法律化(Legalization)"框架引入东盟制度设计分析，并建立含1,273份文件30,096项条款的法律化评分原始数据集。描述统计表明东盟文件法律化呈清晰分层结构——低法律化文件构成整体制度弹性基础，特定政策领域出现较高法律化安排反映差异化制度设计下的渐进深化。三维度中Delegation持续偏低系整体法律化主要制约，归因于"东盟方式"下不干涉与共识原则产生的政府间合作路径依赖。历时分析揭示非线性演化，体现深化合作与维护主权间动态权衡；《东盟宪章》后法律化趋缓反映从规范扩张转向巩固实施，凸显与欧盟超国家模式的根本分野。Beta回归识别出经济异质性与外部经济制度开放度对法律化具显著正向作用，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具显著负向作用——前者反映偏好分歧所致可信承诺需求及外部规则协调压力驱动特定领域高法律化，后者反映政治波动时倾向低法律化以保留政策灵活性，两种制度逻辑互动与平衡解释了法律化的分化分布与阶段演化。法律化系规则形式性与约束性维度，不等同于制度化全体，未来研究宜纳入遵守与执行机制做多维分析，并拓展至其他区域组织做比较制度主义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