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Uncomfortable heritage in the postcolonial city: an ethnography of memory and imperi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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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近两年的定性田野调查，包括访谈、非正式对话与空间观察，本文探讨了后殖民国家中公众对帝国纪念碑明显缺乏不适感的显著现象。以卢特恩斯德里（Lutyens’ Delhi）为经验焦点，本文展示了帝国主义的物质遗存如何在后殖民印度被常态化并被接纳为国家遗产。最初对2
基于近两年的定性田野调查，包括访谈、非正式对话与空间观察，本文探讨了后殖民国家中公众对帝国纪念碑明显缺乏不适感的显著现象。以卢特恩斯德里（Lutyens’ Delhi）为经验焦点，本文展示了帝国主义的物质遗存如何在后殖民印度被常态化并被接纳为国家遗产。最初对2019年中央远景（Central Vista）重建项目的公众反应进行的调查，演变为对卢特恩斯德里作为一个受颂扬的民族象征的广泛审视，尽管其起源于统治与排斥。不舒服遗产（uncomfortable heritage）的概念有助于框定这一悖论，并通过将该区域概念化为一个充满争议的记忆场域而进一步发展。研究识别出三种记忆工作（memory works）的形式——诉诸制度权威、审美评估与情感疏离——它们调节了公众与帝国空间的互动，并促进了殖民历史的选择性吸纳。为了打破这些过程的表面自然化，论文最后引入了Dharōhara作为一种本土概念的对立面，挑战以欧洲为中心的遗产话语，突出了超越保存主义与审美逻辑的、与过去相关的替代性伦理关系。
**论文解读：后殖民城市中的不舒服遗产——以卢特恩斯德里为例**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本研究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研究背景聚焦于后殖民城市中的帝国物质遗存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仍保留着大量殖民时期建造的纪念碑和建筑。这些遗迹本身就体现了统治、排斥与不平等，按理应唤起公众的不适感。然而，在许多后殖民国家中，这些帝国建筑和空间却被广泛接受甚至颂扬为国家遗产。这一矛盾现象引出了一个核心研究问题：为何原殖民地的公民会普遍接受并喜爱那些曾为排斥和统治它们而设计的殖民建筑？
这不仅是关于保存与毁坏的技术性辩论，更涉及后殖民身份认同、民族叙事、记忆政治与文化遗产的本质。现有关于“困难遗产”（difficult heritage）或“不舒服遗产”（uncomfortable heritage）的讨论侧重于直接与创伤、暴力相关的遗址。但许多仍在正常运作的殖民建筑，其日常使用掩盖了它们作为统治象征的暴力起源，这提出了一个更为隐蔽且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研究人员需要超越简单的“保存”或“拆除”二元对立，深入探究这种普遍“舒适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研究涉及的主要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定性田野调查的民族志研究。研究人员在印度新德里的卢特恩斯德里（Lutyens’ Delhi）区域进行了长达20个月的田野工作。主要方法包括：与居民、游客及关键人物的非正式对话、半结构化访谈和步行访谈约225至250人其中48人为完整受访者，以及空间观察。研究还辅以对档案文献、政策文本和历史学术著作的分析。参与者采用机遇式抽样和结构化接触相结合的方式招募，覆盖了不同年龄、职业和背景的群体。研究人员通过主题编码对田野笔记进行迭代分析，并结合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与遗产研究（heritage studies）的理论，归纳出三个主要分析主题。
**研究结果**
**第一部分：制度规范化（Institutional Normalization）**
这部分研究指出，殖民时期的治理、分类与保护实践已被后殖民遗产制度所内化。研究通过分析政策与实践发现，独立后的印度不仅保留了殖民首都，还通过划定卢特恩斯平房区（Lutyens’ Bungalow Zone，LBZ）等政策积极保护其“遗产”。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ASI）和印度国家艺术与文化信托基金（Indian National Trust for Art and Cultural Heritage，INTACH）等机构，其理念和操作模式深受英国殖民传统影响，将帝国建筑剥离其政治背景，定义为客观、中立、应被普遍欣赏的“文化遗产”。尼赫鲁等领导人贬低本土传统、推崇西式现代性的言论，进一步从国家层面强化了这一制度化的审美偏好。从而，帝国核心的物质形态被制度化地确立为不容置疑的国家遗产。
**第二部分：话语净化（Discursive Sanitization）**
这部分研究揭示了公众话语如何将帝国形式“净化”为崇高国家象征的过程。通过田野调查，研究人员发现普遍存在一种将殖民建筑视为质量与美感基准的倾向。公众与精英阶层常强调卢特恩斯德里的美学优越性、材料持久性、秩序感与现代性，将其塑造为印度国际形象的标杆，从而将政治与权力议题置换为审美评判。同时，通过将帝国城市融入印度历史层累与多元文化叙事的宏大框架，其殖民起源变得相对化和非特殊化，使其从“帝国产物”转变为“印度身份的自然一部分”。研究人员将这种过程概括为帝国空间的话语“消毒”（sanitisation），正是这种情感疏离与制度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部分：情感疏离（Affective Detachment）**
这部分研究描述了一种情感模式：公众对卢特恩斯德里感到自豪，但缺乏私人归属感；将其作为国家象征来欣赏，而非作为生活城市来认同。研究发现，帝国空间的规划本身就是为削弱当地人的归属感而设计的，导致了空间上的“建筑性的诡异”（architectural uncanny）。在新德里，这种疏离表现得尤为明显，受访者常将卢特恩斯德里视为“国家的”空间，而非自己的城市。此外，还存在一种时间上的疏离，即人们倾向于将殖民主义嵌入一个进步的线性历史叙事中（“过去已成过去”），从而刻意与那段暴力历史保持距离，以“向前看”的态度克服可能产生的不适感。这种情感疏离使得居民能够在不被历史负担压垮的情况下欣赏和认同卢特恩斯德里。
**总结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论指出，结构性（制度规范化）、话语性（话语净化）与情感性（情感疏离）这三种动力共同解释了为何一个本应令人不舒服的帝国遗产，在后殖民印度被自然化甚至被珍视为国家象征。卢特恩斯德里揭示了后殖民印度的一个核心悖论：殖民权威得以建立的物质与美学形式被无缝地融入国家现代性叙事中，而未对其旨在强化的等级制度进行彻底批判。这警示我们，对帝国纪念碑的舒适感与被动的接受，可能并非殖民性的终结，而是殖民价值观与审美等级内在的延续。
研究最后引入了本土概念Dharōhara（源自梵文，意为“承载”与“延续”），作为对欧洲中心主义“遗产”（heritage）话语的概念性反拨。Dharōhara强调一种关系性的、持续性的宇宙观，即过去并非应当被“保存”的静态之物，而是与当下和未来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活态过程。这为反思后殖民遗产实践提供了新的伦理视角。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呼吁学者、遗产机构与公众直面如下问题：当帝国纪念碑被不加批判地颂扬为“迷人”时，我们是在消费某种批判，还是在沿用未被审视的殖民遗产？真正的后殖民思考，需要将“不适感”纳入遗产体验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