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分离后数字化社会心理干预对青少年躯体主诉、入睡潜伏期问题及体型知觉的影响: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PLOS Digital Health》:Effects of a digital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on somatic complaints, sleep latency problems, and body size perceptions in youth after parental separat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字体: 时间:2026年06月19日 来源:PLOS Digital Health 7.7

编辑推荐:

  父母关系解体是儿童与青少年生活中的一种破坏性事件,可对心理健康、社会心理适应以及日常福祉产生负面影响。社会心理干预通常采用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适应指标进行评估,但关于其是否还能改善一些不那么显性的福祉指标,如躯体主诉、入睡潜伏期问题和体型知觉,现有认识仍较为有限

  
父母关系解体是儿童与青少年生活中的一种破坏性事件,可对心理健康、社会心理适应以及日常福祉产生负面影响。社会心理干预通常采用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适应指标进行评估,但关于其是否还能改善一些不那么显性的福祉指标,如躯体主诉、入睡潜伏期问题和体型知觉,现有认识仍较为有限。本研究考察了来自 Samarbejde Efter Skilsmisse(SES;“离婚后合作”)平台的数字化社会心理干预项目 SES NXT 对正在经历父母关系解体的儿童与青少年(3–17岁,以下统称青少年)上述结局的影响。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平行分组、优效性试验,将获得 SES NXT 使用权限的青少年与等待名单对照组进行比较。样本包括在丹麦招募的467个家庭和866名青少年。数据于基线、入组后4周和12周收集。结局采用既往研究中的单项自评或家长报告条目评估,包括躯体主诉、入睡潜伏期问题和感知体型。研究使用广义估计方程(GEE)的多层回归模型检验12周终点时的组间差异,并校正基线评分及人口统计学协变量。12周时,等待名单对照组青少年报告躯体主诉的比值比(OR)为4.18,报告入睡潜伏期问题的OR为3.99,报告极端体型知觉的OR为2.59,均高于干预组。躯体主诉和入睡潜伏期问题的组间差异在4周时已出现,并持续至12周。上述发现提示,数字化社会心理干预除可影响显性的心理社会结局外,亦可能改善父母关系解体后青少年自评或家长报告的一些不那么显性的福祉指标。
该论文发表于《PLOS Digital Health》,聚焦父母关系解体后儿童与青少年的数字化支持干预效果。父母分离是儿童生活中常见且重要的应激源,会带来家庭日常节律中断、居住安排变化、家庭结构重组及经济不稳定等一系列变化。既有研究已较充分表明,父母离异与儿童抑郁、焦虑、社会功能下降、学校适应受损等心理社会不良结局相关。然而,相较于显性的心理症状,躯体主诉、睡眠启动困难和体型不满意等较不显性的福祉指标虽然同样可能反映分离事件所致的慢性应激与社会心理负担,却长期缺乏干预研究关注。既往面对面、学校场景下的小组干预虽有一定效果,但其资源消耗大、可及性与可扩展性有限,尤其难以覆盖地理偏远或服务不足地区。数字健康干预(digital health intervention)因此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替代方案。尽管已有数字化项目被证明可改善青少年离异后焦虑和抑郁症状,但这些研究主要聚焦心理健康与适应结局,而对更隐匿的日常福祉维度是否同样受益,证据仍然不足。基于此,研究人员评估了年龄适配的数字化社会心理干预 SES NXT,检验其是否能够改善父母关系解体后青少年的躯体主诉、入睡潜伏期问题与体型知觉,并据此拓展对数字干预效应边界的认识。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预注册随机对照试验(RCT),于丹麦21个市政机构及丹麦家庭法机构渠道招募467个家庭、866名3–17岁青少年,按家庭层面以1:1比例随机分配至SES NXT干预组或等待名单组。于基线(T1)、4周(T2)和12周(T3)收集自评或家长代评数据。统计分析以意向治疗(ITT)原则为基础,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E)多层累积logit模型,控制基线结局值、儿童与家长人口学变量以及家长抑郁、焦虑症状,并进行缺失值插补与敏感性分析。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指出总体分布变化趋势。研究显示,对于躯体主诉、入睡潜伏期问题和体型知觉三个结局,等待名单组在T1、T2和T3的反应分布总体较为稳定,而干预组随时间推移更多集中于量表的低严重度端,即更少报告躯体不适、更少入睡困难,以及更接近“体型正合适”的知觉。这一分布变化为干预有效性提供了直观支持。

在“Tests of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as defined by a test of group differences at T3”部分,研究人员报告了主要终点分析结果。12周时,与干预组相比,等待名单组报告躯体主诉、入睡潜伏期问题和更极端体型知觉的可能性显著更高,OR分别为4.18、3.99和2.59。换算而言,干预组在这三项结局上分别表现出约76%、75%和61%的较低发生优势比。这表明 SES NXT 不仅作用于情绪和行为适应,也可能对较隐匿的身心福祉指标产生显著改善作用。

在“Marginal, covariate-adjusted predicted probabilities”部分,研究进一步利用协变量校正后的预测概率阐明差异幅度。对躯体主诉而言,等待名单组在T3报告“完全符合”症状的预测概率高于干预组(0.24 对 0.07),“有点符合”亦更高(0.69 对 0.35);对入睡潜伏期问题而言,等待名单组报告“几乎每天”难以入睡和“每周超过1次”入睡困难的预测概率均更高;对体型知觉而言,等待名单组报告“有点太瘦或太胖”的概率高于干预组(0.29 对 0.13)。这些结果表明,干预组的改善不仅体现在统计学显著性上,也体现在更低严重度反应类别的整体迁移上。

在“Tests of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as defined by a test of group differences over time”部分,研究人员检验了组别与时间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三个结局的Group × Time交互均达到统计学显著,提示两组随时间变化轨迹不同。进一步分时间点比较发现,两组在基线时无显著差异,但在后续时间点开始分化,且T3差异大于T2。特别是,躯体主诉和入睡潜伏期问题在4周时已显示显著组间差异,并持续至12周,提示这两类结局的改善出现较早且具有持续性。

在补充分析部分,论文对各结局随时间的预测概率变化做了更细致描述。躯体主诉方面,干预组报告“完全符合”症状的概率由T1的34.2%降至T3的8.6%,而等待名单组仅由33.1%降至26.1%;入睡潜伏期问题方面,干预组“几乎每天”难以入睡的预测概率由10.7%降至2.4%,等待名单组则由9.5%降至7.5%;体型知觉方面,干预组报告“有点太瘦/太胖”的概率由32.2%下降至19.8%,而等待名单组基本稳定。由此可见,SES NXT 对上述较隐匿福祉指标的改善主要体现为干预组随时间出现更明显的风险下降。

在“intervention age, version and intervention use”相关结果中,研究未发现不同年龄版本干预在主要结局评分上存在显著差异,提示四个年龄适配版本的总体效应方向一致。但作者同时提醒,由于年幼儿童由家长报告、年长青少年由本人自评,年龄差异的解释需谨慎。干预使用情况显示,约80%的干预组青少年访问了SES NXT,且大多数在完成T1后当天或次日即开始首个模块,主要参与集中在1天内完成。剂量反应分析仅在体型知觉上观察到一定关联,即参与模块越多,报告更极端体型知觉的优势越低,但这一关联在未插补数据的敏感性分析中未能保持稳健。因此,关于使用剂量与结局之间关系的证据应审慎解读。针对具体主题模块的后续分析显示,“父母离异的情绪层面”主题参与度较高与较低的极端体型知觉相关,但由于平台仅记录模块开始或完成情况,而不记录停留时长、注意投入程度和加工深度,这些指标仅可视为粗略的干预接触度测量。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认为,本试验表明 SES NXT 可降低父母关系解体青少年的躯体主诉、入睡潜伏期问题和极端体型知觉。与既往相关数字干预研究和离异后干预荟萃分析相比,本研究观察到的效应量相对较大。作者强调,应结合研究背景审慎解释这一结果。首先,丹麦具备较高数字素养、完善社会福利和较成熟公共支持体系,可能为数字干预的招募、接受度和执行创造了较理想环境。其次,样本属于自我选择样本,且基线时相关问题水平较高,意味着受试家庭可能具有更强支持需求和更大改善空间。再次,三个主要结局均基于单条目自评或家长报告,虽然可捕捉具有意义的变化,但也更容易受随机测量误差、期待效应和报告偏倚影响。因此,观察到的效应大小可能同时受到干预本身、实施环境和测量条件的共同影响。

在机制解释层面,论文保持谨慎,没有将相关路径视为直接证实。作者提出,躯体主诉常是儿童无法充分言说情绪困扰时的身体化表达,SES NXT 可能通过促进情绪识别、情绪调节和适应性应对,减少头痛、腹痛、恶心等主诉。对入睡潜伏期问题而言,尽管干预并未直接提供睡眠卫生教育,但其围绕情绪安全感、可预测性、自我调节以及“两地居住”等现实议题的内容,可能减轻就寝前焦虑和反刍,从而改善入睡困难。对体型知觉而言,干预可能经由提升自我理解、情绪韧性和困难情绪表达,间接影响个体对身体形象的负性认知。

论文也系统讨论了局限性。其一,SES NXT 在可能偏向“最佳情境”的条件下接受检验,因而效应大小的外部推广性有限。其二,所有结局均采用单条目测量,构念覆盖有限。其三,不同年龄使用不同信息提供者,难以区分年龄差异与报告者差异。其四,缺失值处理策略由多重插补改为单次插补,虽然敏感性分析总体支持主要结果模式,但仍构成方法学限制。其五,12周随访期较短,无法判断长期持续性。其六,数字化平台使用中可能存在网络、设备或操作障碍,而研究未系统捕捉这些技术性阻碍。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表明,在经历父母关系解体的青少年中,SES NXT 数字化社会心理干预与更少的躯体主诉、入睡潜伏期问题及极端体型知觉相关。研究结果提示,数字化社会心理干预的潜在效益可能超出传统心理健康与适应指标,还可延伸至较不显性的日常福祉维度。总体而言,该研究为父母分离后青少年支持服务提供了数字健康领域的新证据,说明年龄适配、可扩展的在线干预不仅具有可及性优势,也可能在多维福祉促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相关新闻
生物通微信公众号
微信
新浪微博

热点排行

    今日动态 | 人才市场 | 新技术专栏 | 中国科学人 | 云展台 | BioHot | 云讲堂直播 | 会展中心 | 特价专栏 | 技术快讯 | 免费试用

    版权所有 生物通

    Copyright© eBiotrad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信箱:

    粤ICP备090634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