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Representations and perception of forensic intelligence among Belgian forensic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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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学情报（Forensic Intelligence, ForInt）已在科学界获得正式认可，但其实施的操作性需求仍有待深入研究。尽管共享经验和理论贡献已奠定基础性框架，关于法医科学家在ForInt中作用的实证研究仍然匮乏。为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对比利时主
法医学情报（Forensic Intelligence, ForInt）已在科学界获得正式认可，但其实施的操作性需求仍有待深入研究。尽管共享经验和理论贡献已奠定基础性框架，关于法医科学家在ForInt中作用的实证研究仍然匮乏。为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对比利时主要政府法医机构——国家刑事学与犯罪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riminalistics and Criminology, NICC）的12位法医从业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以探究其对ForInt及其潜在实施的表征与认知。研究采用定向内容分析结合主题分析方法，揭示了塑造从业者观点的若干关键主题。首先，该研究凸显了不同从业者对ForInt存在多样化理解。其次，研究表明对ForInt系统的信任取决于维持对法医数据解读的控制权。第三，研究指出需要专门机制确保所传播的法医学情报得到有效利用并被确认为如此，因为司法系统内现行以案件为中心的运作模式限制了ForInt产品的使用。成功的实施因此需要制度信任、稳健的操作框架，以及对利益相关者能否把握法医解释范围与意义的能力的信心。最终，主要挑战在于将主动的情报主导警务模式与实验室现有的基于司法的运作框架相协调。这些发现表明，成功的ForInt实施至少需要重大的组织和文化适应性调整，以实现接受度和操作效能的双重目标。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法医学情报（ForInt）作为将法医学从传统法庭科学向更广泛安全与警务挑战拓展的框架，近年来在科学界获得正式认可。Roux等人提出的法医学七项基本原则中，第6项原则明确强调法医学揭示犯罪模式的能力，即通过痕迹将大量高度重复且集中发生的事件关联起来，这类分析通常用于情报主导警务（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ILP）等主动警务策略。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发展了ForInt增值模型，并在计算机犯罪、纵火、入室盗窃、非法药物、兴奋剂、网络非法市场以及欺诈性身份证件系统比对、DNA图谱、足迹比对等领域得到实践验证，但ForInt在传统法医实验室实践中的有效整合仍面临多重障碍。主要问题在于司法系统以案件为中心的显性目标与ForInt在主动警务模型中常被隐含、次要的定位之间存在持续性脱节，导致从业者个体对ForInt的贡献难以获得认可。在此背景下，比利时司法部与比利时科学政策办公室（BELSPO）支持了名为Be-ForIntel的协作项目，由该国主要政府法医学提供者——国家刑事学与犯罪学研究所（NICC）牵头，旨在评估国家ForInt战略的潜力与可行性。本研究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旨在为法医专家对ForInt的表征与认知提供实证证据，揭示实验室法医科学家与潜在操作框架之间的关系。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研究人员对NICC的12位法医从业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采用定性归纳方法。样本选自NICC约50名从业者中的志愿者，涵盖除非法药物和毒理学单位外的几乎所有部门（包括法医顾问部门），包括专家和专家培训生，力求在专业背景上实现多样性。访谈由一位在NICC犯罪学部门实习的外部研究人员执行，该人员具有法医学和ForInt背景及定性研究训练，在Be-ForIntel项目团队监督下开展工作，且与受访者互不相识。研究采用基于文献构建的分析框架（图1）指导访谈，但该框架并不严格限制受访者，允许其引入超出预设结构的新维度。分析过程首先进行定向内容分析，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随后开展主题分析以识别和构建表征与认知的类型学，最后根据Pate和Martin提出的信任类型（计算型信任、知识型信任、制度型信任、人际信任）对实施和沟通相关结果进行分类。
**研究结果**
**5.1 ForInt的表征**
研究发现从业者对ForInt的表征呈现显著多样性。部分从业者（P1、P2、P4、P7、P12）将ForInt限定于刑事诉讼中的法医学应用；少数从业者（P3、P6、P9、P10）则强调其在更广泛安全及主动警务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P5和P8两位科学家对ForInt完全没有形成表征，但这不意味着缺乏实践——例如P5在典型案件中遵循传统流程，但在特殊案件中进行"准实时"沟通，产生多份中期报告以引导调查，这种实践实际上属于战术性ForInt，但从业者本身并未识别为ForInt。
约半数年长从业者将ForInt表征为"利用所有数据和知识，建立案件间关联"，强调打破不同法医学专业间的信息孤岛，通过联合分析揭示此前未检测到的犯罪现象。P10指出ForInt旨在"利用法医学分析结果揭示阴谋，通常在组织犯罪层面，通过综合所有分析结果识别趋势，表明基于战术信息看似无关的案件可能基于法医学信息而相互关联"。然而，这种表征多将情报严格限定于执法目的，未充分承认面向情报主导警务目标的预防性或破坏性策略导向。
另一部分从业者将ForInt与情境化信息提供相联系，认为其功能在于指导痕迹搜索、采集和分析的方向，但这种表征与某些鉴定程序要求存在张力。更具管理层视角的"服务即ForInt"表征则将法医科学家角色限定为响应式服务提供，强调"他们提问，我们回答"，几乎不预留发展ForInt组件的空间。
**5.2.1 实施ForInt的实际需求**
从业者描述了实施ForInt所需的综合性流程，强调"这不是仅仅引入一个工具"，而需要整合其他利益相关方。P10提出需要"将 magistrates（预审法官）、调查人员和ACO（ operational criminal analysts，运行犯罪分析师）置于法医顾问服务之后"的结构。多位受访者认同建立专门团队或单位的必要性，该实体应具备法学或法医学知识，同时具备警务知识。P9提议设立"验证者或参考人"核查情报接收方是否正确解读数据，反映出对法医学信息误用的担忧。技术层面，P8提及需要标准化痕迹描述方式并建立集中联络点，P6则强调需纳入适当合作伙伴（国家、警察组织等），信息分享应扩展至欧洲各国或至少邻国。
**5.2.2 利益相关者需求认知与沟通挑战**
研究表明，确保情报接收方充分理解结果的所有细微之处对法医科学家至关重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受众，想传达什么信息"（P7）成为核心关切。当前实践中，magistrates"喜欢自己重新解读结果"（P9），而受访者频繁提及需要帮助magistrates解释法医学结果并避免"虚假希望"（P1）。沟通方式方面，口头沟通（电话、面对面会议）被认为对解释和情境澄清非常有用，但书面沟通确保可追溯性和透明度，在司法环境中不可或缺。
**5.2.3 比利时实施ForInt的障碍**
Magistrates的渠道障碍尤为突出：其工作囿于特定案件框架，缺乏追求主动警务模式关联的动力，除非案件被联邦化处理、试图分析组织犯罪时才会尝试关联案件。P3此前向magistrate提出的集群分析想法未被采纳，反映出以案件为基础的诉讼框架可能使magistrates不适合作为ForInt产品的接收方。此外，基于管辖权的信息分割增加了实施复杂性，不同系统间的互操作性问题（P4）、主观数据自动比对的困难（P1）等技术挑战亦被提及。
**5.2.4 信息浪费**
研究未在访谈材料中发现对"信息浪费"概念的明确引用，表明该概念未自发出现于参与者视角。但前述关于信息流通障碍的描述，以及对ForInt潜在贡献的表述，间接暗示了信息未被充分利用的担忧。
**讨论总结**
研究将结果与Ross提出的ForInt模型及障碍相结合，提出六项命题：从业者对ForInt的参与将受其感知利益相关者操作化ForInt产品能力的影响；法医从业者缺乏对法医结果解读权保留于具备必要专业知识者手中的充分信任；程序框架在确保信息保护与追踪的同时不应影响非正式沟通的意愿；信息浪费源于现有操作框架无法利用ForInt提供的新机会；法医学痕迹IT系统的碎片化挑战互操作性并阻碍操作工具开发；主导文化受运行模式塑造，阻碍了情报概念向日常活动的整合。
研究强调，实施ForInt的主要挑战在于协调主动的情报主导警务模式与实验室现有以执法为导向的操作框架。基本的ForInt教育应被提供，以通过融入坚实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拓展法医科学家的表征。
**研究结论**
该研究通过提供独立政府法医环境中从业者ForInt表征的实证发现，补充了现有ForInt文献，有助于更好理解法医从业者与ForInt之间的关系，确认并澄清了Ross先前识别的差距。研究强调了有意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系统设计的必要性，因为建立成功实施所需的信任协作关系需要理解如何构建这种关系。结果凸显了一个关键问题：在主导性以案件为基础的法医文化影响下，替代性安全模式（如情报主导警务）的法医学潜力缺乏表征。随着刑事司法系统和执法在日益数字化、国际化和复杂化的环境中演进，对法医学在这些替代性安全途径中更大参与的需求日益增长。鉴于挑战的复杂性，《悉尼宣言》作为统一参考框架出现，以鼓励利益相关者间的跨学科参与，特别是通过第6项原则明确向这些问题开放法医学。该研究有助于铺就前进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