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How do career expectations and job preparation affect youth job satisfac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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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欠发达地区青年面临更为突出的结构性约束。为支持该群体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理解其职业期望与求职准备的具体特征，以及影响其就业满意度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中国G省全部地级市（州）9,627名18–35岁在职青年的问卷数据，
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欠发达地区青年面临更为突出的结构性约束。为支持该群体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理解其职业期望与求职准备的具体特征，以及影响其就业满意度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中国G省全部地级市（州）9,627名18–35岁在职青年的问卷数据，采用调节中介模型（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展开分析。研究将客观薪资水平（以实际货币收入区间测量）纳入中介变量，用以考察职业期望与求职准备影响总体就业满意度（即对当前就业状况的总体主观评价）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期望与就业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薪资水平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地，求职准备对职业期望影响薪资的作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对职业期望影响满意度的作用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具体而言，更充分的准备强化了职业期望向更高薪资转化的过程，却削弱了职业期望所带来的满意度收益。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全面的求职准备不仅提高了实际薪资水平，也抬升了青年对职业发展、社会认可及相关因素的参照标准，从而产生比较落差。异质性分析显示，农村青年职业期望与就业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略强于城镇青年；此外，职业期望与薪资水平之间的显著正相关仅出现在男性群体中，在女性群体中则不显著。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聚焦中国欠发达地区青年就业质量问题，核心关注职业期望、求职准备、薪资水平与就业满意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背景在于，欠发达地区青年就业并非仅仅面临“能否就业”的问题，更面临“能否获得与期望相匹配的工作”的问题。相较于发达地区，此类区域往往存在产业多样性不足、高质量岗位供给有限、就业信息不对称、公共就业服务薄弱以及人力资本与岗位需求错配等结构性约束。在此情境下，青年即便通过教育形成较高职业期望，也可能因本地劳动市场承载力有限而难以实现理想就业结果。因此，论文试图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在欠发达地区，青年职业期望如何影响就业满意度，这一影响又如何通过薪资水平传导，并受到求职准备的调节。
围绕这一问题，研究人员以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CCT，强调个体自我效能、结果预期与行为选择关系的职业发展理论）和期望失验模型（EDM，认为满意度取决于实际结果与既有期望间差距）为理论基础，构建“主观认知—客观回报—主观评价”的分析框架，即“职业期望→薪资水平→就业满意度”，并将求职准备纳入调节变量。研究得出三方面核心结论：其一，职业期望显著正向影响就业满意度；其二，薪资水平在职业期望与就业满意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但中介占比仅为1.14%，说明薪资并非主要传导机制；其三，求职准备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强化职业期望向薪资回报的转化，另一方面削弱职业期望对满意度的正向促进。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就业前主观认知、行为准备与就业后客观回报纳入统一框架，揭示欠发达地区青年就业满意度并不完全由客观条件决定，而受到参照标准、心理收益与结构约束共同塑造。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基于中国G省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样本为9,627名18–35岁在职青年，覆盖全省所有地级市（州），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研究以多元线性回归为基础，结合PROCESS程序检验中介效应与调节中介效应，并使用Bootstrap重复抽样、WLSMV（加权最小二乘均值方差调整估计）及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稳健性与异质性检验，比较城乡与性别群体差异。
在结果部分，论文首先通过“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说明测量工具具有良好信度与效度。职业期望量表与求职准备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超过0.9，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达到标准，KMO接近0.9，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说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且各指标具备较强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
在“Common method bias test”部分，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以及未测量潜在方法因子（ULMC）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较差，方法因子方差不显著，标准化载荷变化极小，表明共同方法偏差未对结果造成实质性干扰。同时，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保守阈值，说明不存在显著多重共线性。
在“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部分，研究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双变量相关。就业满意度均值为3.56，处于五点量表中的中等偏高水平；薪资水平均值为1.90，反映欠发达地区青年月收入主要集中在3,000元至4,500元及以下区间。职业期望、求职准备、薪资水平与就业满意度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求职准备与满意度的相关性较强，薪资水平与满意度的相关性相对较弱。
在“Baseline effects test”部分，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职业期望对就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研究假设H1。这意味着青年在就业前形成越清晰、越明确的职业期望，其就业后报告的满意度越高。该结果与期望理论和期望失验模型相一致，即明确期望有助于个体进行更有目标的岗位选择，并在结果评价中形成较强的心理一致性。
在“Mediation model test”部分，论文检验薪资水平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职业期望显著正向影响薪资水平，薪资水平又显著正向影响就业满意度；在纳入薪资水平之后，职业期望对就业满意度的直接效应仍保持显著，表明薪资水平发挥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结果进一步显示，中介效应显著，但仅占总效应的1.14%。这一发现意味着，虽然薪资是职业期望影响满意度的重要客观渠道，但其解释力度有限，青年就业满意度更多仍来自职业期望本身带来的心理收益与主观评价机制，而非单纯的货币回报。
在“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部分，研究进一步分析求职准备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职业期望与求职准备的交互项对薪资水平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求职准备越充分，职业期望越可能转化为更高薪资；这支持H3a。与此同时，交互项对就业满意度呈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求职准备越充分，职业期望对满意度的正向促进反而越弱；这支持H3b。论文据此提出一种“准备悖论”：准备充分确实提升了青年将职业期望兑现为客观收益的能力，但也因为其更了解职业环境、薪资结构、晋升机会和社会评价标准，而提高了比较参照系。当现实岗位条件无法匹配这种被抬升的标准时，满意度的心理收益反而下降。因此，求职准备既是“赋能因素”，又是“限制因素”。
在“Robustness tests”部分，作者通过三类方法验证结果稳健性。其一，调节中介指数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调节中介模型成立；其二，采用适用于有序分类变量的WLSMV估计重建中介模型和调节路径后，主要结论保持一致；其三，将Bootstrap重复抽样次数由5,000次提高到20,000次后，关键参数变化极小，说明研究结果具有较高数值稳定性和可重复性。
在“Heterogeneity analysis”部分，论文考察城乡与性别差异。在“Urban–rur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中，研究发现职业期望对就业满意度的正向作用在农村青年中略强于城镇青年，但职业期望到薪资水平、薪资水平到满意度的路径，以及求职准备的调节效应，并不存在显著城乡差异。这说明农村青年在欠发达地区结构约束下，可能更依赖职业期望来支撑其就业评价，因此期望与满意度的联系更紧密。
在“Gend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中，研究发现职业期望对薪资水平的正向影响仅在男性群体中显著，在女性群体中不显著；同时，职业期望对就业满意度的正向作用在男性中也略强于女性。相比之下，薪资水平对就业满意度的积极作用在男女群体中均显著且强度接近，求职准备的调节效应亦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该结果表明，在欠发达地区劳动市场中，女性青年可能更难将职业期望转化为可观测的薪资回报，而满意度的形成机制则更多受到其他主观或结构因素影响。
在讨论部分，论文从理论层面对既有研究进行了补充。首先，研究支持并拓展了SCCT，证明“结果预期→客观回报→满意度”的路径在欠发达地区依然存在，但其传导效率受结构性劳动力市场约束，尤其是高质量岗位供给不足的限制。其次，论文强化了EDM的解释力，指出求职准备并非单向促进满意度，而会因抬升参照标准而加剧期望失验。再次，研究修正了“教育提升—规划清晰—准备积极—就业质量线性改善”的简单逻辑，强调在高质量岗位绝对短缺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个体投入并不能完全突破结构边界，甚至可能放大“期望—现实”落差。
论文结论部分可概括并翻译如下：第一，职业期望与就业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薪资水平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但其中介占比极小，说明在欠发达地区，薪资并非提升青年就业满意度的主导机制，职业期望本身带来的直接心理收益更为关键。第二，求职准备表现出明显的“双刃剑”效应：更高水平的求职准备有助于青年将职业期望转化为更高薪资，但同时会降低职业期望所带来的满意度收益。第三，不同群体间既存在分化也存在趋同：男性与农村青年的职业期望对就业满意度的直接作用相对更强；职业期望对薪资水平的正向作用仅在男性中显著；然而，薪资提升满意度的作用在各群体中具有普遍性，且求职准备的负向调节效应在不同群体中均较稳定。总体而言，该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青年就业满意度的形成，是职业期望、求职准备、薪资回报与结构性劳动市场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