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Critical matriarchal futures: reimagining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as response to state-sanctioned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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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论认为，美国公共卫生 workforce（劳动力）所面临的危机——以大规模人员流失（尤其在黑人女性中更为突出）、疾病与健康问题发生率上升、关键社会安全网丧失、媒介化监控以及公众信任持续侵蚀为标志——体现了数十年来系统性撤资与政治攻击所构成的国家认可暴力。基
本评论认为，美国公共卫生 workforce（劳动力）所面临的危机——以大规模人员流失（尤其在黑人女性中更为突出）、疾病与健康问题发生率上升、关键社会安全网丧失、媒介化监控以及公众信任持续侵蚀为标志——体现了数十年来系统性撤资与政治攻击所构成的国家认可暴力。基于黑人女性主义、原住民（Indigenous）与去殖民理论传统，研究人员提出了用于健康传播的批判性母权框架（Critical Matriarchal Framework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将其作为等级化、汲取式公共卫生实践模式之外的一种变革性替代方案。该框架以关系性权威、集体责任、代际知识以及以照护为基础的领导力为核心，旨在应对并减少持续存在的健康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从根本上植根于照护体系与社区关系的断裂。通过案例分析，作者指出：若缺乏嵌入社区且值得信赖的传播者，若缺乏以互惠与照护为中心的框架，且若不处理削弱信任的创伤与结构性暴力，则公共卫生机构便无法在突发事件中通过有效传播促成行为改变。该干预的意义超越公共卫生领域，为其他遭遇类似合法性危机的部门提供了模型，并呼吁通过检视权力结构、重新分配领导权，以及将社区问责置于官僚指标之上来实现制度重整。用于健康传播的批判性母权框架之所以必要，在于其将危机传播从一个技术性问题（如何传播信息）转化为一种关系性实践（如何建立信任、共享权力并与社区共同创造解决方案）。这一视角旨在从根本上重构谁有权发声、谁的知识被计为有效知识，以及公共卫生传播最终服务于何种目标：制度合法性，还是社区繁荣。在持续性与未来性危机——如气候灾害、流行病与政治暴力——的背景下，该框架为健康传播实践提供了一条路径，使其不仅能够告知行为，而且能够转化系统；不仅能够触达社区并尊重其智慧，而且能够通过建设集体韧性能力来应对危机。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是一篇以评论（commentary）形式展开的理论与实践反思文章，核心关切是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在多重危机叠加背景下所暴露出的合法性危机、劳动力危机与传播失灵。研究背景在于，美国公共卫生系统长期经历联邦与州层面的持续撤资，叠加政治攻击、数字技术环境剧变、错误信息扩散、公众信任下降以及健康不平等长期累积，致使这一体系在组织能力、人员稳定性与社会公信力方面持续脆弱。作者指出，当前危机并非孤立的管理失败或单纯的人力资源问题，而是国家认可暴力在公共卫生领域中的集中体现。所谓国家认可暴力，是指伤害通过政策缺口、制度不作为、政治修辞、关系性伤害与策略性沉默而被放大、维系并正当化。特别是在公共卫生传播领域，传统模式长期依赖自上而下、家长式与交易式的知识生产及信息传递逻辑，将健康理解为机构向个体输送的服务，而不是植根于社区互依、共同责任与关系修复的实践，这使其越来越难以回应现实中的复杂危机。
作者强调，之所以必须开展这项研究，是因为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并不仅是“如何更有效传递信息”的技术难题，而是“如何在结构性伤害条件下重建信任、重新分配权力并恢复照护关系”的根本性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黑人女性在公共卫生系统中既承担前线执行、社区联结与制度协调等多重关键角色，又长期处于种族化、性别化与职业边缘化交汇处，因此承受不成比例的情绪、身体与智识负担。她们的大量离开不只是职业流失，而是制度依赖其劳动却拒绝保护其安全、承认其知识与支持其成长的后果。这一现象不仅削弱公共卫生组织本身，也损害社区信任网络、文化翻译能力与长期照护关系。正因如此，作者提出“批判性母权未来”（Critical Matriarchal Futures）与“用于健康传播的批判性母权框架”，试图为公共卫生传播领导力提供一种不再复制暴力、而是围绕照护、问责与集体生存展开的新范式。
从方法上看，本文并非经验性实验研究，而是以理论建构、批判分析与案例说明为主要方法路径。作者首先基于黑人女性主义、原住民研究与去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构建“批判性母权未来”的概念谱系；随后结合公共卫生传播研究中的批判性转向，对传统证据等级、专家守门、社区知识边缘化等问题进行规范性分析；同时纳入一个说明性案例，展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社区传播与倡议活动中遭遇网络骚扰、数字诽谤、个人信息扩散以及制度保护缺位的过程，用以揭示结构性撤资、传播去合法化与制度不作为如何共同制造伤害环境。文中还援引了多个社区组织与基层实践实例，如社区卫生工作者（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CHW）及若干地方项目，以说明关系性领导和社区问责的现实可行性。作者立足的是美国公共卫生制度与社区语境，而非特定实验样本队列研究。
在研究结果与论证展开部分，文章以多个主题小节推进。首先，在“Introduction: the compounding crises in public health”与“The problem”中，作者指出公共卫生当下的纪律性危机与制度脆弱性源于系统性撤资、对健康不平等结构驱动因素的不作为，以及对西方中心、家长式知识生产价值的抬升。通过公共卫生部门人员短缺、地方卫生部门减员以及COVID-19之后劳动力持续流失等事实，文章论证了基础设施空心化和 workforce（劳动力）崩塌的严重性，并进一步强调公共卫生本质上是地方性事业，因此一线人员流失将直接损害社区层面的应对能力。
其次，在“Our positionality”中，作者明确自身作为三位黑人女性 scholar-activists（学者—行动者）的立场，强调该文的分析框架根植于切身经验、祖辈智慧、社区知识及制度内部观察。此处的作用并非提供“结果”，而是交代知识生产位置，说明该框架并非中立抽象建构，而是与黑人母权式照护传统、集体生存经验和对社区责任密切相连。
在“State sanctioned violence and public health systems”部分，作者提出公共卫生体系长期依赖一种隐含契约：要求工作者为集体健康承担风险，却未能保障其身体、心理、数字与声誉安全。由此，撤资并非财政中性选择，而是向下重新分配伤害的机制。文章据此将人员流失重新定义为对不安全劳动条件、政治敌意、公众骚扰和制度抛弃的理性回应，而不是“倦怠”或“个人选择”。这一论断将 workforce（劳动力）危机提升为结构性暴力的证据，也说明为何传播体系在面对错误信息、威胁和危机时会愈发脆弱。
在“Illustrative case: institutional exposure and compounded harm”中，文章通过说明性案例展示：一名从事社区倡导与公共传播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常规职业活动后遭遇持续在线骚扰，包括专业行为被歪曲、数字诽谤以及个人信息跨平台传播。研究者借此指出，机构回应呈碎片化和程序化特征，将举证、风险缓解与声誉修复负担几乎全部压在个体身上。该案例说明，当制度缺乏可执行保护机制时，数字攻击会外溢到线下安全领域，进而压制专业声音、知识贡献与公共参与。因此，针对公共卫生工作者的暴力不仅是个体伤害，更是限制知识生产、削弱群体层面健康公平努力的机制。
在“The particular vulnerability of black women”部分，作者进一步聚焦黑人女性的特殊脆弱性。文章指出，超过30万黑人女性自疫情以来退出劳动力市场，并将这一趋势界定为制度刻意汲取照护劳动、却拒绝提供维持这种劳动所需资源、承认与安全的结果。研究者由此得出，黑人女性离开公共卫生领域，会带走数十年来积累的社区关系、文化谦卑、翻译能力以及连接机构与社区的生活化知识，导致组织与照护网络同时失稳。此节的核心结论是：种族、性别与职业边缘化并非并列变量，而是交汇并相互强化的暴力结构。
在“Scope and purpose of commentary”中，作者概述全文目标：将公共卫生劳动力崩塌界定为植根于结构性暴力的合法性危机，并主张通过领导模型、证据等级与传播实践的根本转变来重建公共卫生。接着，在“Theoretical framework: critical matriarchy and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与“Defining critical matriarchal futures”中，作者系统界定“批判性母权未来”为一种以关系性问责、集体生存与社区保护为导向的分析框架。文章特别强调，matriarchy（母权）并非 patriarchy（父权）的简单倒置，也不是性别本质主义，而是对长期存在于黑人、原住民及其他殖民压迫社群中的关系型领导、照护知识与反汲取治理逻辑的重新发掘与制度化想象。作者通过梳理 Patricia Hill Collins、bell hooks、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以及 Kim TallBear、Eve Tuck、Leanne Betasamosake Simpson 等人的理论脉络，说明该框架的知识谱系来自多重反西方父权知识传统。
在“Why matriarchal frameworks for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中，文章论证公共卫生传播特别适合以母权框架重构，因为健康本质上是关系性和结构性的，不仅取决于个体选择，更取决于关系质量、照护网络完整性、资源分配与跨代繁荣条件。传统公共卫生传播把个体视为孤立决策者，假定只需提供更多信息即可改变行为，忽略了医疗隔离、环境种族主义、历史创伤、社会服务不平等与代际贫困所塑造的信任断裂和行动受限。研究者据此认为，现有医疗—制度化传播模式已达到极限，批判性母权框架能够把健康作为人权来操作化，追问谁承担健康生产劳动成本、谁有权定义健康问题及解决方案、资源如何在社区与代际间分配。
在“Critical matriarchal framework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as intervention”中，作者提出该框架作为干预路径由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组成。其一，在“Reimagining evidenc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中，研究者批判公共卫生证据生产长期依赖机构与行政数据，将总体指标视为权威标准，却系统性忽视社区生成知识。文章主张将 community-driven evidence（社区驱动证据）视为方法论上合法且策略上必要的知识形式，并强调 data sovereignty（数据主权），即将数据控制权、访问权与决策权转移至社区层面。作者列举 photovoice、daughtering 等参与式方法，说明如何把祖辈智慧、照护知识和社区解释能力纳入需求评估、规划与实施。
其二，在“Restructuring leadership and accountability”中，作者提出公共卫生领导力应从正式制度渠道中的个体化权威，转向分布于 kinship networks（亲属网络）与社区关系中的关系型领导。文章强调，社会联系是影响行为、建立信任和维持长期改变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问责必须更多流向社区而非仅仅向上流向官僚机构。作者通过若干 grassroots（草根）组织案例说明，以社区关系与责任为中心的领导模式更可能形成有效、可持续且赢得信任的干预。
其三，在“From service delivery to systems of care”中，作者主张从“服务提供”转向“照护体系”。传统 intervention（干预）通常把健康视为机构向个体递送的服务，具有信息提取、结果衡量与资本增益导向；而 systems of care（照护体系）则以互惠、持续关系、修复性实践与超地方性结构为基础，将社区成员视为研究者、健康大使和共同设计者。文中以 CHW 为代表，指出其作为社区与正式卫生系统之间的可信桥梁，能够提供文化契合的健康教育、协助居民穿越制度复杂性，并在社会福利、预防服务与家庭照护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Addressing persistent inequities through a relational Lens”中，文章整合上述三部分，提出孕产妇死亡率、慢性病差异、集体创伤与环境不正义并非个体行为缺陷或服务可及性不足的问题，而是关系断裂、代际伤害与不以公平为组织原则的照护系统所导致的关系性危机。作者强调，“个人即政治”在此表现为：实现健康公平既要求制度转型，也要求个体在邻里、工作、家庭与社区关系中拒绝复制伤害逻辑。文章进一步主张，以 restorative practices（修复性实践）代替惩罚性回应，以爱作为行动取向，强调承认、问责、修复与共同面对冲突的能力。
在“Implications for health equity praxis”及其后续几个小节中，作者把框架推进到制度、教学、政策、评估与跨部门应用层面。在“Institutional realignment: doing the hard work”中，文章指出真正采用该框架需要公共卫生机构审视权力如何被积累、谁的劳动长期补贴了制度、组织文化如何把风险向下转移。具体而言，研究者要求建立针对公共卫生工作者骚扰与政治干预的正式保护机制，重构薪酬和专业承认体系，并使社区问责成为可见的结构安排而非空洞修辞。在“Scaling and dissemination considerations”中，作者指出框架推广在学术项目中需从课程体系、培训模式和认证标准入手；在州和地方卫生部门中，则需要抵御政治周期对公平导向工作的侵蚀；在社区组织中，关键是承认并保护其既有的母权逻辑实践，避免被学术或制度话语再次吸纳与剥夺。
在“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challenges”中，作者指出传统评价体系强调对资助者可见的、可量化且限时的结果，但这与关系性、长期性和社区定义的目标存在根本张力。由此提出，matriarchal framework（母权框架）的成功不能被简化为仪表盘指标，而应纳入关系深度、社区自决、叙事转向与伤害减少等替代性指标。该节的关键结论是，当问责主要面向资助者时，评估就会蜕变为制度自我保护工具，而非真实的学习与改进机制。
在“Beyond public health: broader applications”中，作者指出教育、社会工作、人文学科与社区组织同样遭遇劳动力流失、合法性危机与公平失灵，因此该框架具有跨部门可迁移性。其理论意义在于把公共卫生危机解释为更深层制度逻辑问题的症状，而非孤立异常。无论是母婴健康干预、学校建设还是邻里组织，真正的 equity praxis（公平实践）都需要将照护视为基础设施、将问责视为关系过程，并把女性尤其是有色女性的劳动视为集体生存体系的基础。
在讨论与结论部分，作者明确指出，本文所揭示的状况并非渐进式改革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范式危机的表现。公共卫生若要持续存在，必须重新界定谁算专家、谁承担风险、谁掌握权力，以及制度最终向谁负责。批判性母权健康传播框架的价值，在于将长期由社区在结构性忽视条件下实践的知识、领导力与照护形式提升为公共卫生重构的核心资源。文章同时保持理论自觉，专设“Tensions and contradictions”与“Engaging potential critiques”讨论框架内部张力：例如，在学术出版中推进母权框架本身就处于其所批判制度结构内部；框架可能被误解为把照护自然化为女性职责；也必须避免对原住民知识的浪漫化与挪用，并坚持将非二元、跨性别和性别扩展者纳入框架之中。作者还在“Limitations”中承认，该框架若处理不当，可能掩盖非二元身份、重复制性别化照护刻板印象，因此需要在包容性、分析严谨性与适用性方面持续修正。
研究结论部分可概括翻译如下：本文记录的种种状况并不是通过渐进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经耗尽其维系公共卫生工作者、社区与关系能力的危机范式的症状。真正需要的是对其基本前提进行根本重整：谁被视为专家，谁承担风险，谁拥有权力，以及公共卫生体系最终向谁负责。本文提出的用于健康传播的批判性母权框架，汲取了社区在长期结构性忽视条件下代代实践的知识、领导与照护形式。鉴于公共卫生本质上是一门关系性学科，而健康传播是其关键枢纽，当前任务就在于识别、投入资源并保护这些植根社区的实践；凡是制度性沉默构成了对伤害的共谋之处，该框架都要求拒绝这种沉默。总体而言，本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公共卫生传播从信息传输技术重新定位为信任建构、权力再分配与集体韧性生成的关系性实践，并为在持续危机时代重塑公共卫生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语言与行动方向。
